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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五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今年母亲节前夕，我到辖地派出所户籍受理窗口去查询我母亲的生日。是日到派出所登记、取号、等候，排到窗口时接待女民警问我办理什么事，我回答要查询母亲的生日。“你带了母亲的身份证或户口本吗？”我说:她在十三年前已去世。“那你要到她居住地的派出所查询，哪个派出所？”回答是曲阳派出所。“哦，也是虹口区的”。 我说:“我的母亲出生于1920年，自小是孤儿，11岁就当童工，记不清自己的生日;警官，明天是母亲节，你能不能查一下她的出生日，其它信息都不用，尽管我们听她说过自己的生日，但想确定一下。”警官听后看了我的身份证说:“你是儿子(她没有问你母亲怎么证明是你的母亲之类的问题)，那你先把母亲的原居住地告诉我，名字可能有重名"。我告知后她输入电脑，仔细地看了一下，说:“1920年7月1日。” “7月1日，确定？！”我问道。“没错，7月1日！”警官肯定的回答。我忙不迭地向她表示感谢。“不谢！不谢！再见。” 7月1日？！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纪念日吗？！ 母亲曾对我们说过：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解放初期户籍登记时，我说是跟着共产党才走到今天，生日就定在7月1日！ 我的母亲1920年出生于上海南汇县三墩乡一个贫穷农户家庭，小名闵阿六，10岁前失去双亲成孤儿。当时母亲因无人抚养，由其大哥（母亲共六个兄弟姐妹，她为老六）作主把她送给人家领养，母亲依稀记得那时她才虚岁十一。可是事与愿违，那家请人算卦，说这女孩会带来病祸，于是就把母亲送到一家巢丝厂做童工。她在厂里捞了一个多月的蚕丝，还要遭到工头的虐待；因不堪忍受便自行出走，数天后被人领至地处上海江湾火车站附近的中国妇孺救济会留养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留养院被日寇炮火炸毁，母亲幸免于难。之后参加了有关抗日救亡组织，1939年5月经收容所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与小日本和国民党斗争”，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 1948年12底党组织安排母亲到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到达不久又通知去北平作为国统区的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妇联代表大会。母亲曾回忆：“我记得进城的第二天，我们在故宫参加了三八妇女节的庆祝大会，妇女代表大会是在3月24日开幕的。就在大会开幕后的第二天，即3月25日，毛主席率党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于西北坡）到达北平，当天下午在西苑机场检阅解放军。我们妇女代表也去了。我看见毛主席和沈钧儒等握手，真是兴奋极了。在我们妇代会闭幕的那天，朱总司令来给我们讲话。看到了朱总司令很慈祥，又兴奋又感动，大家拼命鼓掌,我把手鼓得通红,事后才感到火辣辣的痛。 “过后没几天，领导上说今天大家不要出去，有重要事情。当时我们不知是什么事，乘上汽车到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听人说这地方叫香山。过一会儿来了几部小吉普车，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来了！这一刻我又激动又兴奋，我们鼓掌啊，跳啊！毛主席高高的个头，脚穿长靴子，他先巡视一周后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站在第一排毛主席也握了我的手！全国妇联张琴秋大姐伴着毛主席一一介绍了代表。刘少奇同志给我们讲了话。” 会议结束，母亲随解放大军过长江，在江苏的丹阳进行了解放上海的重要集训，于五月下旬回到上海，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在我查询并回想母亲的生日时，有三件特别记忆犹新的事。 一是支持我到黑龙江下乡。1970年春，我逢六九届按当时的政策要上山下乡。因受父辈们的影响（父亲是在西南地区加入地下党的），我想到黑龙江去，就报了名。父亲是支持我的，但因1967年10月“文革”期间，母亲被污蔑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工贼”，隔离审查；有关部门说我是黑九类子女，不同意我去边境，只能到安徽、江西等内地省份下乡。后学校工宣队看我写了血书态度坚决，最后还是同意了。1970年3月中旬，我拿到去黑龙江省爱辉公社插队落户的通知书，牵挂起已隔离审查了两年多的母亲。晚上，我跟父亲说想去看看妈妈。父亲要我写一份情况说明，第二天带上我的下乡通知书，去找单位反映。没想到几天后的下午四时许，母亲突然回来了。当时我们兄妹三人都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母亲又老又瘦，进门的第一句话就对我说：“你要到黑龙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支持！”她的眼光中透着坚毅和镇定，没有丝毫的畏惧和负罪感，也没有“儿行千里母担忧”那种牵肠挂肚的儿女情长之感，只感到透出一种“好儿女须志在四方”的决心。尽管她受到不少非人的待遇，但她始终抱着对党的赤诚之情，支持我听从国家的号召，和建设边疆奉献青春的行动。 晚上，母亲告知父亲她被隔离的情况。她在长兴岛的一个农场，每天挖河泥，下农田，一面劳动，一面接受审查。母亲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第二天她给了我五斤粮票、五元钱，说：“我要在家住五天，这是我的伙食费。”现在我想起那情景，就禁不住流泪！五天后，母亲要返回农场了，临走她给我三样东西：一是一本《毛主席语录》；二是25元钱，这是她每月10多元生活费中省下的；三是一条美国军用毛毯，这是她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妇代会发的纪念品；可惜在下乡时被烧得太热的炕头连铺盖带毛毯都烧掉了。 二是母亲交党费。1970年4月初我离开上海，到黑龙江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年多后，我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母亲已审查结束，推翻了不实之罪，恢复了党藉。1971年底，我回上海探亲，见到了可爱可敬的母亲。这时母亲已经年过五十。四年多的隔离审查,和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她的身体被摧残得很厉害，患上了当时农村妇女常见的子宫脱垂(这病折磨了她多年,后来不得已做了手术摘除)。但她的精气神很好。母亲告诉我，她从入党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共产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危险，不少工友、战友都牺牲了；她幸运地活了下来，看到了上海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春节过后，母亲让我陪她到银行取出补发的工资，并从中拿出1000元去缴党费。七十年代初1000元不是个小钱，她在遭受了长期羁押强迫劳动后，想到的竟是缴党费！这表达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之心，体现了对理想和信念的契约精神！那时母亲还在等待分配，她的组织关系还在农场；为安全起见那天我送母亲坐公交车去吴淞码头。临别时，母亲握着我的手，要我回到黑龙江后好好干活，认真接受再教育，在思想政治上要求上进，凡事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答应一定听母亲的话，并请她保重身体。因我劳动表现好，要求上进，参与农业集体经济的生产发展，于1974年6月在农村生产队加入了共产党，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二年以后被贫下中农推荐上学。受母亲的影响，学业后服从组织分配，又留在黑龙江从事相关农业工作十五年。 三是拒收礼。2005年夏的一天，母亲突然打电话叫我去，说：“不知什么公司送来这一大堆东西，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送礼的人说要你儿子关照关照，怎么回事？！不要是糖衣炮弹哦。”我一看有虫草、海参等相当高档的礼品，我从事的工作对象都是平民老百姓，哪有这样的好事轮着我？！我即打电话给时在税务部门工作的弟弟，弟弟一听大怒道：“这帮王八蛋，要寻棺材睡。敢找老母亲走后门！我马上来。”原来这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数千万元、偷税逃税340多万元，除了法人违法外，还有不少猫腻的破事不老少。当即，她就叫我弟弟将礼品送到纪检部门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母亲的做人准则；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母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母亲的言传身教，为我们这些晚辈树立了榜样。 我的母亲于2008年9月患白血症去世，享年88岁，时年中国共产党党龄70年。虽然她曾在区政府等有关部门担任过一定领导工作，但她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尽职工作，服务为民。虽然她离开了我们，但母亲将她的生日定格在7月1日，这是饱经风霜始终不渝的初心！ 今年的“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值此，缅怀母亲的生日，铭记感恩为民族独立、自主、解放而浴血奋战的先辈们，并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记终生。
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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