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两个中国之命运 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三个最重大的事变。 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也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则不仅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阵线，更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人民解放的新的历史。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原本都名列战胜国，但在由列强制定的战后条约里，中国却是被作为战败国来对待和处置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会议（巴黎和会）上，国际联盟决定把德国的殖民地作为“战利品”交给战胜国——将德国在中东和非洲的殖民地交给英法，同时将中国的山东交给日本。 中国名为 “战胜国”，且山东青岛原本也并非德国的殖民地，德国只是在青岛的租界里拥有“治外法权”——租界不等于殖民地，而一战的结果却是：中国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青岛，由“租界”沦为了殖民地。 一战使得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对于西方社会、西方道路、西方文明产生了失望，巴黎和会则使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这样的觉悟：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乃是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1919年5月4日，《凡尔赛条约》的内容传到北大，北京大学师生从沙滩红楼出发，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国要亡了，同胞们起来”的口号走向街头，五四运动因此而爆发，伟大的觉悟率先在红楼发生。 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唤醒中国，以独立不屈的形象面对世界——这就是先进的中国人的现代使命。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就刚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发表《短言》。 这个极短的“宣言”，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其一，宣告了“启蒙”神话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入地狱，其根源是西方社会内部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深陷资本主义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欧洲，自身表现出极大的野蛮性，这样一个野蛮的西方，这样一个欺凌全世界的西方，有什么资格“启蒙”中国？ 第二，提出中国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刚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表明：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把榨取剩余价值的重心，“集注到东半球来”。“太平洋会议就是英美日处分中国的会议，什么正义人道就是掠夺和分赃；什么门户开放就是自由到中国夺取资源；什么机会均等就是均分中国的财富；什么领土保全就是把空壳留下来，利用那班中国的政客军阀做（作）他们的账房和监工，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利益。” 《短言》继续指出：由于全球资本积累的重心转向了东方和亚洲，20世纪的中国，要么是沦为日本的全殖民地，要么是沦为美国、英国的半殖民地，而为了避免这样的前途，就只能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觉醒，并站起来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东方的命运、全人类的命运。 从这个简短的“宣言”发表之日起，当时只有几十人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上下求索的抗争与奋斗之路，就是这样，从红楼和红船出发，一路枪林弹雨打到了陕甘宁。而自1931—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世界列强再次以条约的形式处置中国，在他们制定的条约里，为战胜法西斯日本付出了最沉重牺牲的中国，其所面临的命运，甚至比一战结束时更为残酷。 1945年2月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为换取苏联对日宣战，《雅尔塔协定》规定：日本战败后，其在中国的东北的权利，一概转让给苏联，这就包括中东、南满铁路、大连，也包括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库页岛、千岛群岛为苏联领土，而“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则是这个协定书的第一条。 对中国而言，这乃是一个比一战的《凡尔赛条约》更为屈辱的协定。 会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作为中间人，负责传话给蒋介石政府，要求中国与苏联缔约，正式承认这一协定。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见了罗斯福后，即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雅尔塔会议内容。但出乎宋子文预料的是：蒋介石所关心的既不是争取苏联参战，甚至也不是中国的利益，而是如何使苏联公开表态，放弃支持中共；蒋介石甚至认为，《雅尔塔协定》不失为一个“解决中共问题”的最佳契机。1945年4月，几乎与中共七大同时，国民党六大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六大决议：中共必须将所有的军队和根据地移交给国民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去做官。” 国民党六大结束之后，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包括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以及钱昌照、胡世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代表团一行，立即前往莫斯科，行前拟有一份“对苏交涉方针”，其核心不是“蒙古问题”，更不是“东北问题”，而是“中共问题”。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