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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苏木会计的记忆
 一、从牧场到苏木的演变 1984年，我们牧场由国营牧场转变为了苏木（乡），有干部身份的统统被接收了过去，照拿工资；而我们这些原先的农工却被当做包袱甩掉，与当地牧民一样，享受赎买政策，分畜与分草场到户。当然，草场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但把使用权分到了个人手上。原住民和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以前来的每人分40只羊，草场6平方里；1965年以前来的，每人分30只羊、草场5平方公里；而1965年以后来的，每人分25只羊，草场4平方公里。牛和马也按这种比例分配。牲畜基本按规定的数目分，草场则只是个大概其。这里头有个原因，当时的额仁牧场地广人稀，水草丰美，也就不在乎误差的多少。分配之后，还留有大面积的公用与机动草场，归干部统一调配。以后，随着人口与牲畜的不断增多，草场开始吃紧从而受到普遍重视，遂又有了第二与第三次对草场的分配。 我只参加过第一次分配。像我这种60年代来插队的知青，当时就剩下不多几个了，按人头儿分给我们每人25只羊，3匹马，3头牛，草场4平方里。我的工资原先是每月56块多，老婆子是52块多，这会儿工资、包括福利待遇统统泡了汤，因为已有三个孩子，全家5口人分到125只羊，牛马各15，草场20平方里。内地人一听，准说不少，可我们那儿的一群羊起码一千只左右，一百来只，太可怜了，根本成不了群。我又掏钱买了几十只羊，凑成160只，把牲畜交给和我关系不错的牧民，求他帮着放，与他家的羊群合在一起，刚好是一个整数——400只。 一只羊的放牧费一年大概是10块钱，事先约定好了一年我给他多少工钱，这就叫“苏鲁克”。由于是朋友关系，我没有提供吃穿住与坐骑（马匹），并且仅仅是口头许诺。可按当时蒙古人的习惯，口头许诺也应当一诺胜千金。“苏鲁克”是蒙古语，原意指“畜群”,本身并不指特定的哪种畜群，也没有哪种制度或契约的含义。但在蒙古的某些地区,很早以来就在蒙古人之间,或满、汉人与蒙古人之间流行着牲畜的寄养与代养习惯,这种有偿代牧畜群的行为通称为“苏鲁克”,也叫“放苏鲁克”，或叫做“苏鲁克制度”。一般的“苏鲁克”都是牧主提供吃穿住与坐骑，给的是净工资，到结算时还有另外的奖励。这些都由双方当事人商量着办，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 我们牧场的前身属于公私合营性质，当年均以牲畜入股，收了私人的畜群变为公家的以后，再重新分配给牧民放牧。当时的政策是按户分配，主要根据劳动力的多寡。公私合营时曾经有个原始记录，因此，这次分畜到户就划为了两块，一块按人头儿分，坐地户也就是当地的原住牧民分得多，后来的外来户分得少；另一块是小头儿，拨出来三万只牲畜，按旧账本记录的比例分配，那些牧主、富牧所占的比例比贫下中牧大多了，这三万只牲畜分给他们的自然就多。 当地最大的牧主之一名叫西瓦，有一定的文化，公私合营时被推选做了私方场长。他家是既按比例也按人头儿分，结果分到手的牲畜全场最多。具体是多少我没问，跟我也没有关系，只知道多得家里人放不过来，只好雇人来放。 西瓦与我的关系一直不错。就这样，他还在私底下向我抱怨，没给够，若按我家原来的牲畜比例，到现在，早该有上万只（头）了……我劝他说，你知足吧，天要下雨谁也拦不住，文革还专政呢！这会儿总比那会儿强吧？他头点得像拨浪鼓，赶紧说，强，强，比那会儿强…… 主持分牧到户的是牧场场长，他不是本地人，从乌拉盖调过来没几年。他首先宣布，上面的政策要求改变我们牧场的所有制，前途有两条，一条改制为属于东乌旗管辖的苏木，另一条是改制为由乌拉盖分局管理的牧场。作为牧场以工代干的会计，我也列席了会议，却与参加会议的各个大队的队长不同，我没有发言权。 据我了解，当初兵团把这块儿馅饼从旗里的嘴中夺走，旗里就一直耿耿于怀，但有保卫边疆的国家利益在那儿摆着，也不敢说什么。如今，这块好吃的饼又能回到自己嘴里，当然一百个愿意，从此，就可以大大提高旗里的税收了。为抢夺这块儿肥美的馅饼，旗里努力到自治区和锡盟争取，颇有告状及诉苦的性质，死活不愿意把我们牧场拱手交给分局。而乌拉盖等地区已经划归给了分局，我们牧场仅靠分局，按地理位置，划给分局也理所应当，因此，分局也在力争。最后，这道难题就交到了牧民手里，看他们的意愿如何。 分局与苏木的区别就在于，分局还属于国营体制，只不过实行承包制，把牲畜分到牧民手里，由他们放牧；而苏木是把牲畜彻底分到牧民手里，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儿，谁不愿意？参加会议的又是清一色的贫牧，解放前基本属于赤贫户，他们当然愿意把牲畜彻底分到自己的手上了，所以，他们一致要求牧场变为苏木。 我虽然没有发言权，但在分畜群时也出过主意，主要是在作价上做文章。既然是彻底把牲畜分到手里，自然是有偿的，要给国家交一部分钱，规定是每年秋天收这笔钱，分成15年交。一只羊到秋天已经能买到三十多元，可当时的政策是低作价，定的是最低每只13块，我们当然按最低的定价走。但在订合同时，又不安实际价钱写，偷偷把价钱升上去。例如一只羊实际是13块钱买进，我作价成16块的成本价。以我自己为例，分给我的畜群一共要交四千多块，分成15年还款，每年要交三百多块，总共我等于少交了近一千元。 自从把牲畜分到了手，牧民中逐渐产生两极分化，有的越来越富裕，成为大户，把羊群包出去，叫别人去放苏鲁克，自己则住进房子，享清福的同时顺便照顾下一代；有的甚至到旗里买了房子，从此成为了城里人；而有的人则可劲儿造，耍二流子，最后不得不把羊群卖掉，将到手的最后一笔钱都花得干干净净。 比如东北蒙族加穆萨阿爸的二儿子伯音那，原来就爱串营子，特别喜欢跟我们知青侃山，分牧到户以后，他不再放马，啥也不干，隔三差五往旗里跑，去赌博，去喝酒，兜里没钱就卖羊，最后把家里的羊基本造光了，据说还欠了不少赌债。最后，丢下老婆孩子当和尚去了。我还住在场部的时候，看见他老婆住在一个地窝子里，周围放着十几只山羊，过得挺凄惶。 波音那与我的关系曾经相当不错。可自从我离开草原，对他的境况就基本不了解了。他出家后，有一天突然给我打过来一个电话，说自己目前在泰国，马上就要开始闭关几年了。我还一直心里疑惑，一个那么喜欢玩闹儿的人，怎么会去出家呢？听了兴国的讲述，总算明白了个大概。若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一切皆空，出家也就出家了。但如果是为逃避自己的责任，就不可取了。也不知道波音那闭关的时候，想起自己抛下的老婆孩子，他的心中有无愧悔？ 三、抡圆酒瓶子的功效 个体户，酒瓶子，打猎，哪儿和哪儿啊！可从1984年以后的那几年，这三组词却与我大有关联。 我成没娘管的孩子，从此要自某生路了。可我有技术，当时找我修话匣子、车之类的已经为数不少。东家给块儿肉，西家送瓶酒，甚至偷偷塞些钱的也不是没有，我当然能凭本事养活一家五口儿。 可想着大批和我一样的不但回到北京，还照旧捧着打不碎的饭碗，只我们几个没远见的，在这里成亲生孩子，举目无亲，处境已经沦落到盲流的地步，心里就凄惶得不行，失落得可以。于是，我约着另一与我情况相近的知青，好几次去东乌旗反映情况，想尽力争取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 我明白，争取需要时间，结果属于未知，总不能张着大嘴、抄着双手干等。在等待处理结果的这段时间，我以老婆子的名义申请注册了个营业执照。我的身份即使可以落实，老婆子未必有戏，她不是知青，成不了国家职工，得跟着原来的农工政策走。 我申请的行业是修理个体户，起了个名儿叫“便民修理部”，主营修理，兼营零配件、油料，属于特种行业。牧场没有飞机、大炮可修，最复杂的不过拖拉机、汽车而已，我又啥都敢招呼，别人不敢练的活儿我都能上手，基本算样样修理活计都拿得起来的主儿，所以，申请手续虽然繁杂，靠着我上上下下人缘儿不错，也都知道我手艺好，执照很快也就办妥了，又根据当时的政策，免了我一年营业税，只交了一个月的管理费。客户我不用发愁，牧场周围，我已经有不少固定客户。一旦有了正式发票，我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干私活儿了，更能够合理地收取报酬。 生意一直可以。按规矩，每年夏天工商局要下来年检，那会儿我们的年检属乌拉盖分局管。 草长高了，花开时节，有一天来了辆小吉普车，下来几个人，先看了看别处，时间将近中午，就到我这儿找饭辙来了。这帮人我都认识，互相挺给面儿。 这回我心里却有点儿发虚，觉着理亏。为啥？我超出了经营范围。 邻居茨楞也是做小本儿生意的，开着个小卖部，前几天，他定了一车啤酒。结果，供货商给他拉来一车外带一拖斗儿，整整多出一倍。大老远拉来了，总不能再拖回去，可他手头儿没那么多钱，就求我替他消化那一拖车啤酒。 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能多赚几个小钱儿，我没有拒绝的理由。那时，啤酒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满院子堆满了啤酒瓶儿，这不是铁证如山吗！ 不过我们那儿有句俗话：只要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都好办。 这几个人能到我这儿落脚儿吃饭，也算瞧得起我，想必不会给我穿小鞋儿。可他们来的实在不是时候，一到夏天，冬季储存的肉食都吃完了，离杀羊的季节还远，让我到哪儿去踅摸肉呢？ 来的几个都是爷们儿，我了解爷们儿都好打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他们说：今年的雨水特别冲，场部后面大小泡子多了好几处，听说里头有不少野鸭子…… 什么，有野鸭子？那咱们去打吧！几个人立刻跳了起来。 开着他们的吉普，一行人风风火火出发了，他们带来一杆猎枪，我家里也有一支自己买的小口径步枪。 没想到这次点儿背，开车转了一大圈儿，泡子倒是不老少，积水也挺深，水鸟儿是不少，个头却都太小，只看到两只野鸭子。碰到这种情况，心气儿首先泄了，几个人胡乱开了几枪，只打中一只。 垂头丧气，提了着那只死鸭子回转我家里。怎么打发这几个人呢？幸亏我家养着20多只鸡，我只好吩咐老婆子杀两只。帮着她杀鸡、拔毛，让她把那只野鸭子和鸡一块炖了，权当野味吧！ 又从饭馆借了点儿羊肉，从邻居那儿借了几捆菜，弄了五、六个碟子，四、五个人就着啤酒大嚼了一顿。每一瓶啤酒都是在井水里拔过的，虽比不上冰镇的解气，却也清爽可口。  都说酒瓶子管事儿，此话不虚。只见身后的酒瓶子摞了一堆，几个人前后出溜到了桌子底下。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半迷糊着开车走人。 草原上车少，开车即使闭着眼睛也没多大关系，除非阎王老子成心找茬儿，阎王要真盯上了你，就是喝凉水不也得噎死吗！ 从此，我再没交过管理费。所以，只要把酒瓶子抡圆了，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过了些天，是个黄昏，又来了辆吉普，这回换成了税务局。兜了一圈儿，又到我这儿了，也都是我认识的。我是“香名”远溢，都知道迎接他们的不是豺狼，准定有好酒好肉预备着呢！ 这回天太晚了，随便吃了点儿东西后，我故伎重演，说要领他们去打野兔子，明天好饱餐一顿高蛋白，他当时就兴奋地点头同意。 野兔子一般白天不出来，都在晚上出没，只有狗能把它们从草丛里轰出来，人则很难发现，这正是打兔子的合适时间。为防再走背字儿，我这回是倾巢出动，把所有的子弹都带上了，共三十九发。 出发的时候天已擦黑，在野地里转了一圈儿，大约晚上八、九点钟，我们终于瞧见了野兔子。 那真是傻东西，纯属自投罗网。它们对车灯的光亮特别好奇，专门爱奔着灯光来，追上了光，一旦被光线罩住，视线中就只有前面的一条路，其它就什么都瞧不见了，只能顺着这条亮道儿往前跑。 为了瞄准，我们减慢了车速。只见那只兔子往前跑了几步，又忽然停住，似乎不知所措了，两只耳朵立起来，将前爪耷拉在胸前……完全一副挨枪子儿的架势！距离它四五十米远时，我扣动了扳机，我听到税务局的那帮人也开了枪，兔子被撂倒了，一阵乱枪响过，都不知道是谁打死的。 不一会儿，又瞧见一只兔子冲进了光线，车跑多快，它跑多快，刹车时，有两人先后开枪，都没打中。这只还不算太白痴，枪响的时候它迅捷地趴在路面，待车的发动机再次响起，它却像上一只一样，不知道往边儿上溜，反而站立起来，做抱拳投降的姿势。杀兔子的能对弱智的俘虏手下留情吗？这兔子只能成为我们的囊中物。 我们在那片草地里转，一直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打了将近三个小时。这次运气实在太好了，大丰收啊，竟然打了二十三只野兔，过足了枪瘾。我们打一只往麻袋里扔一只，不约而同痛快地高叫一声。我估计包括我在内，人的心里藏有杀戮与欺负弱小的天性，否则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快感呢？ 当晚，税务局的几个人去招待所睡觉，约好明日中午来我家吃野兔子肉，不吃不散。 我和老婆子整整干了一夜。将十只留下，准备明天叫他们带走，其余的十三只扒了皮、切成块儿，放在盛满冰凉井水的水桶内，要先把兔子的腥味儿拔出来。我家就两个水桶，这会儿叫兔子肉全占领了。几个小时后，再用开水把兔子肉抄一遍，然后放上作料红烧。 早上八、九点钟，这伙儿人来了，满满两脸盆野兔肉端到了他们眼前，冒着腾腾的热气，香气把整个屋子都淤住了，让人垂涎欲滴，肯定忘了是干吗来的…… 酒足饭饱之后，税务局的这几个也叫我摆平了，一夜的工夫没白费。 我后来又干了四年修理，只交过一个月的管理费，税费只是象征性地一年交几十块，其它一概都免。其实，从1985年底，旗里就恢复了我的职工身份，让我以工代干当上了会计，工资也长到六十多元。我以老婆子的名义干修理，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既然酒瓶子抡圆了，也就畅通无阻。 回想起那几年，我的生活其实相当滋润。要不是为了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我是不会回北京的。 …………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