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其实就是一次走路。走路自然是要学的，因为，从离开摇篮那一步算起，走路就开始了艰辛。我曾学过一种特殊的走法，那是在1970年的秋天，我在龙门农场当知青。 龙门农场，处于小兴安岭北段分水岭上。上世纪70年代，那里除了公路两侧有些农田，其余全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子。那些年，一到初春或深秋，就是防火的紧要关头，可是，山火还是经常发生，上山扑火，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农活”。 起初，我们一点儿扑火的经验也没有，扑火工具除去树枝，就只剩下自己的身体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总是高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奋不顾身地往前冲。现在回想起来，那场面简直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就说１９７０年秋天吧。那个早晨，我一边洗脸，一边远望枯黄的远山，一边想着远方的家。忽然，紧急集合的钟声响了。那个用拖拉机导向轮制成的钟，敲法是有约定的：着火、阶级斗争新动向、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敲法各有不同，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事。这回是有了山火，我们要去70里外的莲花山。 莲花山全称九朵莲花山，平时，天天早晨看得见它，远远的莲花山，在我们眼中，只是起伏群山中普通的较高的一片。我们这荒凉的山区，地名多数难听或是听不懂，什么逊别拉，什么库尔滨，什么老田头，什么大烟囱，再不就是二队、四十里、84451、鱼亮子，惟有九朵莲花山这名美丽、中听。九朵莲花山是让人想去的神秘之地。我们要去九朵莲花山了。 先是汽车，后是小跑，后是步行。穿过林子是一片水塘，水刚刚结冻，看上去是冰面，可下面却是水。望着水塘我们全不敢走了。这时指导员高云琪，搂起了裤腿，喊一声“跟我上！”听得呵嚓一声，就一步踩了下去。指导员是抗美援朝老兵，他的小腿中过子弹，有一块很大的疤。看了指导员的腿，我们再也不敢犹豫了，一个一个踩了下去。脚到水里，一开始，感觉有人在用小刀子刮自己的骨头，疼得骇人。走一会儿，腿脚就麻木了，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就听得，人踩得冰咔咔直响，原来的冰面，让我们踩出一条小沟，又有了水声。 大约是跑了四五十里的路，中午，我们终于赶到了火场。这是火头已经烧过了的余火区。树干劈劈啪啪地响，火后跟着风。灰在弥漫，天全黑了，淡黄的太阳格外的大，边缘一点儿也不清晰。 大火过后，地上全是黑灰，只要有一点儿风，黑灰就成股的旋着上升起来，我们出过汗的身上脸上，全沾上了这种灰，个个像非洲黑人。虽然地面的叶子和草已成灰烬，可暗火仍在厚厚的叶子中闷烧。吐一口唾沫吐上去，就见一股白汽。 所说的打火，其实只能是扑打烧过了的余火。真正的火头，人是靠不上前的，不要是说靠上去，就是离它几百米也受不了。说火是在燃烧，不如说是飞更准确。火头在树上呼啸一声，就远去了。有时比汽车还快。火头过时，带起阵阵大风，风又推着火前行。即使有的林间隔了上百米，火头照样过得去，因为火头前方的空气是热的，只一烤，远处的树就着了。火头过后，林子里是劈里啪啦的响声，这是树枝在燃烧。树像是支支巨大的火炬，烧一会儿枝子就落在地上，地上的落叶也烧起来了。 到了火头经过的火场，指导员一声“上！”我们一帮小青年，就抡着蘸水的桦树条子，奔那余火，顶着烟冲上去。可是没有几步，就觉得脚下滚烫，像踩了烧红的铁板，想坐下脱鞋，屁股又坐在暗火上。这时，胶鞋底已经焦化，屁股蛋子和手心烫得钻心一样的生疼。包括我在内，已有了不少伤员。成语焦头烂额用在这儿最恰当。 我们正在扑打余火，忽的有人喊“不好！”抬头看时，一股火头又转回来了。风变了方向。我们全惊骇了，全有了死亡的绝望。虽然是头一回见这阵势，我们老队员还是有经验的，往死里跑，跑到一片没有树木的塔头浅水塘，一个个全躺进水里，也不管是头是脸，尽量让身上多滚些泥巴，然后就一头埋在泥水里。 大火终于远了，烧进了另一个防区。打干净残火，我们的任务算是胜利完成。可以胜利返回了。 拖着疲惫和说不清部位的伤痛，我们走呀走，走低了太阳，走出了星星。山火的夜极为壮观，本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地平线却像是早晨的朝霞一样红着。可是我们的肚子在叫着要食物，嗓子要水喝。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哪里，谁也说不清公路在哪个方向。 夜里冷极了，可是我们不敢点火，因为救火的人是不能在林中随便点火的。大家只能背靠着背，坐着等待。等什么？对着浅灰的月亮我们问自己，谁也说不清楚。这时我才想起了衣服：在拉一个受伤的同学时，我将衣服扔在了地上，可是等我回头去找时，那个地方，只剩一片衣服轮廓，那支跟了我多年的钢笔，在燃烧着，摇着绿火苗。 夜深的时候，有个黑黑的影子走来。渐渐看清了，是一个人，牵着一匹马，从桦树丛后面出来了。那人对我们说话了。听说话，我们知道这是个通山道的鄂伦春。指挥部派他来，是领我们出山的。 “公路，还过远么？”我们急急地问。 “走嘛。挺远。跟我走，挺远。”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问“远么？”“远么？” “挺远。走么。”挺远，挺远，又是挺远。既然是挺远，那就只好老老实实地走了。那就什么话也不能说了。人还要活，路还要走。苦也得走，累也得走，不想死就得走。反正是一个字：走。 圆圆的月亮入云出云，跟着那人那马，我们默默往前走着。手把着树枝，踩破薄冰，一个跟着一个，我们默默地走。跟在鄂伦春人后面，一个一个跌跌撞撞走着，忘了过几道山。 九朵莲花山啊，你是九十座山，还是九百九十座山？ 在鄂伦春最后一次说“很远”的不久，忽然，一下子前面亮了，黑暗中突然转出来了汽车大灯的光亮。我们立刻欢呼起来，大惊大喜的是：一条黑黑的公路，就躺卧在不远的地方。 欢呼之后，有人责问鄂伦春：“不是说还有很远么？” “是哟，路就是这么走的。要不的，还有走的劲儿了么？” 站在汽车上，我睡着了。这是我仅有的一次站立着睡觉。睁眼时，天已大亮，眼前是人和房子。有许多男女对我们跳着，对我们鼓掌，水和吃的东西已经摆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可以吃饭、睡觉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带路的鄂伦春，真是个极好的领路人。一百里，走到九十九里，体力已经耗尽，勇气已经消磨，剩下的那个“一”，其难度可以等于前面的九十九。当目标还远的时候，人想的只是走下去，走下去；可是目标接近了，就想到了结束与休息，于是力气也就没有了。当年若不是那个鄂伦春说的“很远”，我们这些人，一定走得更苦，更难。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