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婚后十一年的岁月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他们的生活也在变化之中——老大振民十七岁时参了军，服役两年，如今已经复员了。老二振国在学校念书，目标瞅准了中专，一心要考上。老三振邦念书念到小学毕业，再也学不下去，回家参加了劳动。年龄不大，但能顶一个人干活了。王村钰又生了个女孩，现在她和北京家里的关系已经完全正常了。她的好友梁海燕为了和她做伴，后来也嫁给邻村一个农民，当年那一帮子知青，如今只剩下她们俩了。生产队分田到户的时候他们家分得十几亩地和一头牛。日子慢慢好起来，再不用为糊口而熬愁了。只是用钱上仍旧困难。光阴不催人自老，皱纹爬上了他们的额头，尽管这一年二万子四十岁，王村钰才三十一岁。 最大的变化，是王村钰在这一年参加了工作。 这一年，县上为与本地农民结婚的北京知青都安置了工作。王村钰被安顿在楼底公社卫生院当护士。 这是件好事情。但王村钰迟迟没有办手续。她有她的考虑。 她首先想到的是二万子。婚后多年来，虽然她曾有过对二万子不满意的时候，甚至在极端窘迫中，想起当初的天真任性，偶尔也产生过懊悔。但总的来说，主宰她的全部精神的，仍是那股执著地与生活拼搏的劲头。人生的经验大多都是一次性的，后悔管什么用?咬住牙朝前奔，总会有希望。何况最重要的一点并没有错，那就是：二万子爱她，她也爱二万子。这是在苦难中建立起来的爱情，是在苦涩的泪水中浸泡和滋长起来的爱情。固然，二万子是个农民，是个粗汉子，身上带有许多缺点，但他的勤劳、善良、诚实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温饱问题处于生活首位需要加以解决时，这些品质特别能打动王村钰的心。他对她的爱是炽烈的，炽烈得甚至有些蛮横，像头雄狮似的享受和保护着他的爱。他有一种摆脱不掉的担心：怕有一天她会突然离他而去，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她看得很清楚。如今，她出去参加工作，而他继续留在村里当农民，他会怎样想?会同意吗?而且，在当地人的眼中，这无疑是夫妻关系中一件颠倒了的事情，他的自尊心能接受吗?其次，假如她真的出去了，家里四五条汉子，日子谁来料理呢? 她应该同二万子商量，但她迟迟没有开口。 这天，梁海燕来了。她被安置到农业银行楼底营业所，与卫生院只隔一家邮电所。有了工作，又可以同好友朝夕相处，她显得非常高兴。这个甘愿牺牲自己前途留在农村陪伴朋友的义气女子，如今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丈夫在小学当民办教师。她已办好了一切手续，只等着去上班了。 听王村钰诉说了顾虑，她问：“尽考虑他们，你对自己的想法呢?到底是愿不愿意出去呀?” 王村钰说：“这还用问，怎么不愿意?” “这不就得啦！”梁海燕果断地做了个手势，“别瞻前顾后的，办手续，上班。” “还没跟二万子商量，不知他心里怎样想。” “这好办，我跟他讲。” 二万子正在院子里劈一棵老树根，梁海燕把他叫进窑里。他赤裸着上身，头上、背上滚动着汗珠子，喘着粗气问：“啥事?” “你先坐下。”梁海燕说，“你说，这些年王村钰对你怎么样?” “问这话啥意思?” “你先说对你怎么样? 好着哩。”二万子回答，接着又说：“好得很。” “对孩子呢?” “也好得很。” “既然如此，现在县上给我们这些人安排工作，王村钰想出去。 你该不会拦挡吧?”梁海燕的口气咄咄逼人。 二万子躲开梁海燕逼视的目光，走到水缸前，操起马勺先向肚子灌了一气凉水，然后用臂弯抹抹嘴，在地上蹲下来。 “村钰没有给我说，不过我知道有这回事。”他蔫地说，“事情是好事情，不过听说这次招的是合同工，合同工不算国家正式职工。一个月三十来块钱，家里的责任田还没收。咱们嘛，嗯，先算算这个账，看看出去留下，到底哪头划得来。” “你们商量过不是！”染海燕一听就冒火。“我那蔫萝卜(她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丈大)也是这口气，话都模一样。划来咋?划不来咋?我们这些人还没替你们牺牲够?招出去就是不挣钱，该养活你们也得养活。我对我那一口子是这么讲的，今天对你也这么讲。  二万子脸红口吃：“我不是这意思，不……不是这意思。” “你们太自私了。”梁海燕一点也不会饶人，继续数说道，“只想着人家老老实实给你当婆姨，从来不想人家咋到这儿来，咋跟了你们，最后会落到哪步田地。哼，跟了你们，后悔死了！” 王村钰见梁海燕越说越远，忙把她制止住。梁海燕说的都是憋在心里的话，但她觉得，她和梁海燕的情况不同。梁海燕结婚没多长时间，就跟丈夫闹不到一块，这多年是凑凑合合过下来的，现在恨不得甩开丈夫走得越远越好，而她确实对她的这个家有感情，与二万子深深地相爱着。她应该把事情考虑得周全些。 她对二万子说：“你再想想吧，看究竟出去好，还是不出去好。二万子似乎突然间拿定了主意，蹲在地上，头没抬，声音低沉却透出一种果决，说：“不用想了，明个你去办手续。 王村钰在楼底卫生院上班了。 命运的转机给她即将逝去的青春带来了新的生气。她给北京家里写信，报告了这个消息。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立即写信向她表示祝贺，字里行间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欣喜。卫生院给她分了一间旧房子、她用了一天时间打扫粉刷，然后精心做了布置。多年来，她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从没有讲究过，条件不允许是个原因，主要是没有那份心思。现在，她的内心却涌出一种新鲜的、以往未曾有过的意愿：想生活得认真一点。卫生院一共六七个人，院长是个老大夫，他喊她“小王”。老院长开始喊她时，她很不适应，总以为是在喊别人，待明白过来是喊她，又很不好意思答应。她的心里像拨动了一根琴弦，铮铮嗡嗡半天不能平静。在村里，人们大都喊她二万子婆姨，在家里，几个大小伙子开口闭口妈长妈短地叫她，这使她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好像年轻的时光早已辞她而去。可是在这里，“小王”这个脆生生的称呼落到她的头上。她认真一想发现自己刚满三十一岁。这个年龄并不老呀！这个发现使她生出一种鲜活清新的感觉，生出一股勇气和自信。我不老呀！我才31岁！她在心里大声对自己说。 临来卫生所上班前，转完粮食关系那一天，她把孩子们叫到面前。那天是星期日，在八十里外石霞镇读初中的老二振国，正好回家背粮，孩子们都齐了。她郑重而又仔细地把家里的事情向他们作了安排。 我同你爸商量过了，”她对孩子们说，“不过你们大了，有些事情，必须向你们交个底。”她从家里吃穿花用谈起，谈了地里的春种秋收，家里的猪牛鸡羊，谈了她对过日子的计划和安排，最后谈到孩子们自己的事情。老大振民已经二十岁，从部队一回来，就有人提亲，依照当地风俗，这个年龄成家已不算早。问个媳妇，最少得花一两千块钱，家里得再箍一孔窑，否则办喜事连地方也没有。老二跟着也上来了，问媳妇还得花钱，这些事情怎么办，她把一步一步的打算讲了。老二振国书念得不错，她决定即使再艰难，也要供他念下去，并且让哥哥弟弟都能理解这一点，老四老五都还小，暂时没有啥要操心的。谈罢这些，她加重语气，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不论咋说，我每月多少有些收入。我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都能成人。我不会懈气，你们也都要争口气！” 孩子们静静听着她的话，个个神色庄重。她在他们面前说话，历来比二万子有分量。  卫生院有八张病床，只有她一个护士。她的工作范围包括注射、换药、护理等，这些她都得从头学起。进卫生院不久，县医院正好要办个一年期限的护士培训班，她便被派送到这个培训班学习(我初见到她时，她正在这个培训班上)。 学习是紧张的。小女儿在家无人看管，她带在身边，既要钻研业务，又要照料孩子，忙得一天到晚难以喘过气来。不只是紧张，还要为家里的事操心。县城离家远，她一个月两个月很难回去一次，她担心二万子不会操持家务，担心几个孩子不听二万子的话，还有猪呀，鸡呀，牛呀，都是要人经管的。在石霞镇上学的老二也让她惦念，这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生活艰难，总是在嘴上卡自己。他会不会把身体搞垮?还有一家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她都得用心思。白天学习时，她强迫自己集中精力，不得走神；夜里，宿舍里其他人呼呼入睡了，她在床上翻来倒去，筹划着家里那些伤脑筋的事情。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