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天，她在街上碰见村里一个人，得知家里的牛已经卧倒几天，不吃不喝，二万子弄不到钱给牛看病，正在家里发急。她一听也急，把身上仅有的五块钱交给给那人，让他捎给二万子赶紧给牛看病。 以后几天，她一直惴惴不安。二万子给牛看病没有?钱够不够?牛到底怎么样?她一直在心里牵挂着。牛是生产队作价分给社员的，当时很多人都想分到牛，二万子抓阄儿撞上了好运气。牛是家里的重要家当和帮手，万一出个岔儿、家里可就受不了。她越想越放心不下，当即给公社一个熟人挂了个电话，让他打听一下牛的病情，对方却在电话里回答：“不用打听了。” “怎么啦?” “牛死了。” 她只觉得头轰一下大了。放下电话，她愣怔了一会，强追自己稳住情绪。多年来，各种各样的事情经历得多了，痛心也罢，懊丧也罢，都没用。该怎么对付还得怎么对付。眼下，她担心的是二万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她请假回到家里。 果然，二万子的情绪坏到了极点。牛死了的消息他没敢告诉王村钰，却把老二振国从学校叫回家，不让孩子再念书了。这事比死牛更让王村钰恼火。 “这是你做父亲干的事?死牛与孩子念书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孩子叫回来?别说死牛，就是天塌地陷，遇上再大的祸事，孩子该念书还得念！ 二万子自己也觉得心虚，嘟嘟囔囔解释道：“家里的难处你知道，供他上学原本力量就不够，如今遇上这号事，几年也缓不过劲儿，还咋供他往下念嘛。” 振国眼泪濛濛地站在一边。这孩子一心想把书念下去，可是他不好讲出来。 王村钰说：“家里再难，有你有我，他们弟兄几个，只有他能学进去，能学进去咱们就供，她又把老二送到学校。 她给家里磨了面，卖了些鸡蛋，买了盐、醋，又腌了些咸菜，把许多事情安排好后，卷了一卷不能穿的破衣服，回到县上。  她抽空儿，把破衣服拆开，抹成袼褙，准备给一家大小做鞋用。学习之余，别人看电视、逛街道、串门儿聊天去了，她在宿舍里纳呀绱呀的。有人觉得她太辛苦，拉她去看电视，去聊天，推脱不掉，她只好跟了去，可是手上仍拿着活儿——她放不下，一针一线都得从她手下过呀！ 入冬时节，县医院为每个职工买大衣，本人出二十块钱，医院补助四十块。护士培训班的学员在医院里上班，买大衣也有这些人的份儿。王村钰把大衣拿到手，试穿了一下，很暖和，她又脱下来，拿到街道商店里，托一个相识的售货员按六十块原价替她卖掉。 你常上夜班，为啥不留着自个穿?”售货员问。“我的棉袄厚，暖和，用不上这东西。”她笑道。其实她的棉袄里的棉花，早变成烂套子了。 卖掉大衣，等于补助了四十块钱。她把这钱一半留给老二振国，作为下学期的报名费和书费；一半交给了二万子，作为家里的零用钱。 我第一次去里底村采访二万子，是由公社一位干部陪着一块儿去的。“别在二万子家吃饭，我找队长另外安排，进村前，那位干部对我说。 “他家粮食不够吃?”我问。 “粮食够是够，你不知他家那样儿，坐没坐处，站没站处，还不知屋里干净不干净……” 我说：“那倒没什么。客随主便，听二万子安排吧。”结果，二万子非常热情地挽留我们在他家吃饭。 我们盘腿坐在炕头，两个菜碟摆在腿前的光席上——一碟盐、一碟生葱。葱是二万子打发孩子刚从地里拔的，切成小段，撒了盐，浇上醋，便是一道小菜。饭是汤面片，里边除了盐，什么也没有。旱原上菜极缺，这顿饭有碟小葱，便算是对我们的特殊招待了。 坐在炕头吃饭显然是上席，老大振民、老三振邦和老四振中看来尚无这种资格，他们也好像不愿意受额外的约束，蹲在地上吃倒痛快淋漓。振民个头不小，但身体略显单薄，光着脊梁，肩上搭条毛巾，边吃饭，一边不时用毛巾揩额头的汗水。我同他说话时，他总是腼腆地笑笑。振邦也光着脊梁，看去身体要比他大哥结实，扒着饭，鼻腔里发出吭哧吭哧的声音。他手里端的不是碗，而是一只带着长长弯钩把儿的黑铁马勺。马勺大概很烫，他用抹布衬着弯钩把儿，往嘴里扒饭的时候，很是别扭。 见我注视着老三，二万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解释说：“碗不够用，他用马勺凑合着吃。” 二万子不是一个对生活持悲观态度的人。饭后，他领着我在他家窑里窑外转悠，叙说着他过日子的打算。他先把我领到东边一孔破窑里。这是一孔用土坯箍起来的窑洞，没住人，只盘着一个灶台。夏天住人窖里连着炕的灶台不能用，就在这边做饭。这孔窑已经十分破旧，窑壁上的泥皮全脱落了，有几处土坯看去马上就要垮下来。二万子告诉我，目前他正积蓄力量，打算重箍这孔窑。“咱不请人，花不了多少钱，要的只是气力。”他说，语气里透出一股豪迈之气。在院子里，他指着拴在墙根的一头驴，对我讲，这是家里那头牛死后借钱买的，是头草驴。虽说借了些钱，可是眼下驴已怀驹，驹一下，就能把钱赚回来，当初买这畜牲的时候，他还意意思思，可是王村钰坚决要买，看来这一宝押准了，他还兴致勃勃告诉我，大儿子今年与一家亲戚合伙，承包了十六亩地种烤烟，年终给生产队交五百元，其余自个分。“今年烤烟长得不错，”他说，“振民一身好苦，一年下来总能拿回些钱来。” 从他的介绍中，我看到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 我第二次到Y县，抵楼底那天，这儿正逢集。在乡政府安顿好住处，我便去卫生院看望王村钰。一进卫生院大门，我便看见王村钰正在打水。她一手提着一只大铁壶，一手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她看见我很高兴，赶紧把我领进她的房子。  房子里聚着五六个人，看样子都是些农民，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蹲在地上，有两个妇女盘腿坐在床上。房子很小，人一多，显得更狭窄了。王村钰招呼我坐下，要把孩子交给床上的女人，那孩子却揪扯着她不放。她只好用一只手给我倒水。 我问：“这孩子是……” 她笑笑回答：“老大跟前的。” “振民有孩子啦?”我有些吃惊。这么说，王村钰已经当上奶奶了。 “老三振邦也有啦。”床上坐着的一个中年妇女笑嘻嘻地说。“村钰好福气哟，两年抱了两个孙子。” 王村钰的脸上是一种淡淡的含混的笑。 她依然那么清瘦单薄，依然那么不爱多说话。她招待着我，还要招待屋子里另外的人。她告诉我，这些人都是她家的亲戚，来赶集，在这儿喝点水，歇歇脚。床上的两个妇女都没有脱鞋，刚才说话的那个中年妇女一手端着水杯，一手抠着鞋底上的泥片，泥片掉到塑料床单上，就用手往地上刨刨。靠房门墙边蹲着一个老汉，面前摆一篮桑葚，嘴里嘟嘟嚷嚷计算着桑葚可卖多少钱。一个看去冒冒失失的小伙子，从谈话中听出是二万子哥哥的女婿，敞开衣襟，不厌其烦地用手搓着胸脯上的汗泥，末了，从房门后扯下王村钰的洗脸毛巾，擦胸膛，擦胳肢窝。王村钰好像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丝毫不加理会问起她的家庭生活情况，王村钰平静地告诉我，除了老大老三都结婚得子外，老二振国去年考上了中专，二万子在今年年初政府给安排了工作，吃上了商品粮。 这可是两件喜事。我问：“老二考上什么学校?” “省水利学校。” “二万子呢?在哪儿工作?” “就在这个卫生院，没什么正经事可干，扫地，打打杂。” “二万子可有福气哩。”床上一直没说话的那个妇女接茬说，“成了公家人啦，啧啧，多少人眼红哩。” 这时候，房子外走进一个人来。我定睛一看，是二万子。 这已经不是我三年前见到的那个二万子了。从头到脚，已是另外一个人了。干净的白的确良衬衫，不沾一点土星的裤子，脚上趿着双鲜亮的底儿很厚的拖鞋；头发刚刚理过，脸上很有光泽，同时显露出一种闲适怠慵的气色。 他认出了我，很是惊喜。我让他吸烟，他说戒了。和我说着话，他插空儿转向王村钰，告诉她，集上的货摊上摆出一种新式拖鞋，买主不少。 “和我这双样子差不多。”他说，同时把脚跷起来，用脚尖抖晃着那双鲜亮的厚底儿拖鞋，“不过货色不行，捏在手里硬厥厥的。他表现出一副很识货的样子。王村钰低头给怀里的孩子擦鼻涕，没有接茬儿。屋子里另外的人都拿羡慕的目光盯着二万子。 看来这一家人真的熬过来了。 在楼底，在里底村，在王村钰、二万子以及他们周围的人那里，我了解到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