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难的生活把王村钰推上了一条漫长的痛苦挣扎之路。挣扎是在两个泥沼里进行的，一个是穷困的物质生活的泥沼，一个是痛苦的精神生活的泥沼。在物质上，家庭生活一直在最低水平线上运转着。她必须筹划每一分钱的来源，每一根线的用场；她必须俭省到每一撮盐，每一根柴。惟有在一件事上她是慷慨的，这就是花钱让孩子上学。二万子见日子过得这般艰难，几次动议让正在上学的老大老二辍学回家，王村钰没有答应。做父母的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她很清楚，并决计毫不动摇地加以履行——尽管她不是一个亲生母亲。她在亲戚家代孵了一窝小鸡，又从队上猪场赊账逮了两个猪娃，精心饲养起来。小鸡长大，下蛋了，她一个也舍不得吃，攒起来换回盐钱、醋钱、孩子的本子铅笔钱。两头猪到了出槽的时候，别人劝她能卖赶紧卖掉，留在家里万一闹点毛病怪担风险的，她却一天拖一天地不去交售，只盼着能再大些、再肥些，好多换回些粮钱。每天，在队里猪场忙完，她就钻进沟里去给自家拔猪草，回到家里腰半天直不起来。布票全卖了，大人孩子身上的穿戴必须从她手下出。生产队每年每人分一斤棉花，二万子的前房留下一架纺车和一架织布机子。每天夜里，在如豆的灯苗下，她半夜半夜地纺线。开头不会，批线的手不是轻了，就是重了，不是快了，就是慢了，和摇轮子的手配合不起来。她也不会盘腿坐在纺车前，坐不大一会儿，两腿就酸疼麻木。她耐着性子学习，咬着牙磨练，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终于把棉花纺完，上织布机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她请来二万子的姐姐帮忙把布织出来。此后，她身上的穿戴也都变成家织布的了。 如果说极端困顿的物质生活带来的痛苦她还扛得过去的话，那么巨大的精神生活上的痛苦，有一段时间差点将她击倒。队上的知青，陆陆续续蹦了出去：有的被招工，有的被提干，有的参了军或上了学，剩下的寥寥无几。其实她早已从知青圈子里跳了出来，已不介入他们那群人的生活。而无论知青，还是当地人，也都已经把她看成是“二万子婆姨”了。虽然如此，每走一个知青，她的心里仍免不了要激起一阵复杂难言的波澜，他们走时都来看她，她也去送人家，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么一种尴尬局面：走的人为了不刺激她的情绪，总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兴奋之情，而她为了显示轻松和淡然，总要做出高兴或者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一切于双方都是心照不宣。这种谋求平衡的努力使人更易品味出一种悲酸，也使她对自己的处境了解得更为透彻。还是那个李伟直率，他被招到宝鸡一家工厂，走前来与二万子和王村钰道别。他不知在哪儿喝得东倒西歪，一进门，先给二万子扔过一包纸烟，然后劈头盖脑便对王村钰说：“唉，如今惨的就是你啦！把根儿扎在这鬼地方啦！”他又挥挥拳头，“不过不要死心，天无绝人之路！”几句话，把王村钰虚假的轻松敲得粉碎。她第一次无遮无拦地体验到了内心的真实痛苦。 潜藏在内心的还有外加的一种痛苦，这就是对于家里亲人的思念。和家庭断绝关系后，有一段时间，她什么也不愿去想。村里的知青回北京探亲，或者北京家里给他们寄来吃用的东西，他们总要兴奋一阵子，而她则极力保持着心里的宁静，躲避着这种情绪对自己的刺激。但她骗不了自己。无论她怎样强制自己，心里的一角仍是那样敏感，就连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能引起她情绪的波动。 一次在猪场喂猪，她等着猪吃完食好清理食槽，靠着短墙，茫然地望着西天一片火红的云霞。望着望着，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小时候的一幕情景：一个黄昏，妈妈领着她和弟妹们散步，当时西边天空正燃烧着一大堆火红的云彩。她发现有一块云彩特别像一只弯角鹿。她为这个发现而兴奋异常，指点给弟妹们，弟妹们却看不出来；她指点给妈妈，妈妈也看不出来。她是那样失望，甚至非常委屈。这已是许多年前的情景了，现在重新浮现在眼前，竟是那样清晰。一种酸涩的感情一下子涌进她的心里。 其实，她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一家人。她执拗地没有听从他们的劝阻，已经刺伤了他们的心；他们在气头上宣布和她断绝关系，她干脆梗起腔子硬顶牛，无疑更加深了他们内心的创伤。不论怎么说，亲人们是为她着想，为了她好。她理解这一点。可是，事已至此，她不硬着头皮往前走，又能怎样呢?目前这样一种处境，她能回到北京家里，站在亲人的面前吗?  一天夜里，她看见弟妹搀扶着父母亲，直直朝她的窑洞走来。她惊呆了。她看见父母亲变得异常苍老，走路颤巍巍的。他们见了她不说话，只是往窑洞里走。他们已经不认识她了。她喊他们，他们仍旧不理睬，却和二万子拉起话来。妈妈告诉二万子：爸爸得了冠心病，高血压引起的。妹妹不知从哪儿拿出一只听诊器，让二万子听。二万子听见她呜呜地哭，把她摇醒。醒来后，她反倒哭得更加伤心了。 此后，她是那样渴望得到家里的消息——爸爸妈妈的身体怎样？爸爸会不会真的得了冠心病?还有弟妹，他们长得多高了?他们想她吗? 有多少次，她想鼓起勇气迈出突破性的一步——打破僵局，给家里写一封信。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又都痛苦地打消——她不知道父母亲能不能原谅她。 就在这种情境下，家中的破窑里又多了一条生命——她生了个男孩。 王村钰和北京家庭恢复关系的时候，孩子已是一岁半了。其实，千里之外的亲人，又何尝不思念她呢?思之愈切，怨之愈深，在爸爸那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逢年过节，他在家体假的日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可是谁不经意提起村钰，他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非常难看。然而夜里有几次，村钰的妈妈听见，他在睡梦中喃喃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直到王村钰有了孩子，无论多么痛心的事实也不得不承认了，妈妈才代表一家人给女儿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回家与亲人团聚，还有女婿和外孙。这时孩子已经一岁半了。接到妈妈的信，王村钰哭了一场。 她和二万子商议回京的事。首先是去哪儿弄盘缠。有了小儿子，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妈妈寄来回京的路费，可是回来呢?在北京的花销呢?还能向家要吗?不，不能再要了。不是几个钱的事，而是让父母亲知道了他们的处境会伤心，商议来商议去最后决定卖掉家里一头尚未出槽的猪。回家的路线也待确定——可供选择的有两条，一条是从楼底坐班车到县城，再换长途班车到山西临汾，然后转乘火车抵京，一条是从他们村过黄河，抄近路步行七十里到山西吉县，然后坐班车到临汾倒火车。走后边这条路线，两人能省八块多钱的车票。他们选择了后者。 他们启程了。他们首先必须泅渡黄河。 半年前，一次武城逢集，那边猪好交售，人们纷纷去交售猪，渡船上挤满了人和畜牲。船行到河中间，邻村一个小伙子不小心掉到河里，尽管扳船的二万子当即跳下水去拼死搭救，还是没有把人救上来，二万子自己也险些丢了性命——他直追得精疲力竭，呛了几回水，勉强挣扎游回岸上的时候，已经不会动弹了。队上花了二百块钱，赔偿给死者家属，又扣了二万子五十个劳动日。此后，二万子说死说活也不在船上干了。他不干，没人再敢接手，这里的渡船从此也就取消了。 二人带着一岁半的小儿子，来到黄河岸边。 这是一个好天气，河上风平浪静。太阳把河水映得明晃晃的。黄色的巨流舔着岸边铁锈红的石头沉缓有力地向前涌去。不知从哪儿——是从水面，还是从看不见的河底，或是从大地的腹中发出一种沉闷滞重持续不断的隆隆之声。这条河流淌了五千年，流淌了一万年，它有过暴怒异常的时候，但今天却温柔得如同酣睡过去一般，露出一副宽厚慈爱的模样。那隆隆之声是它睡梦中的呼吸抑或鼾声? 这神秘的声音足以给人壮胆，也足以使那些懦怯的人丧胆。二万子用带子把孩子捆在背上，把三人脱下的衣服，以及要带到北京去的一堆土特产，塞进一只浑退，还有一只浑退是他自己压的。 王村钰一直没有学会压那整羊皮做成的玩艺儿，她靠的是纯粹的游泳本领。她站在水里，回头看看二万子，他仍在岸上磨磨蹭蹭。 快呀！”她喊。 “我不想去了。”二万子声音闷闷的，“咱这么土，去见你家里人，人家认不认咱哩?” 他的这个想法曾经向王村钰说过多次，王村钰让他放心。这会儿都上路了，他又犹豫起来。 王村钰说：“你就这么窝囊?我们家里人会把你吃啦?那好，你不去，咱们回。” 二万子手抠着脚趾头，思忖了一阵，说：“那咱先说好，到了北京，你把车票钱给我，你家里要是嫌弃咱，我拧身就回家。” 王村钰说：“可以。“  二万子给浑退吹饱气，点了一锅烟，把一顶破草帽往头上一苫，用手拍拍背上儿子的光屁股蛋，大声说：“甭害怕，咱到北京逛去呀！”说罢，把两只连在一起的浑退往河里一扔，身子往前一扑，下水了。 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从黄河的浊流里穿过，游到了对岸。八块钱省下了。 穿好衣服，在一条石缝里藏好浑退和草帽，他们向吉县赶去。假如没有从王村钰和二万子口中得到证实，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人们向我叙述的这样一个荒诞的事实——背着孩子游黄河，只是为了省出八块钱。 他们两口子向我叙说这件事情时，口气是平淡的，平淡得近乎麻木。“那有什么?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王村钰很有些不以为然。“有浑退哩，没啥害怕的，常在河上过来过去哩嘛。”二万子也漫不经意。 也许，对他们来说，生活里的恶浪经见得多了，大河里的恶浪并不那么可怕——我这样想。 在漫长的苦难中，王村钰和二万子熬到了1982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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