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村钰走进这个家庭三个月后，孩子们开始叫她“妈”，先是老三叫，随后，老大老二也这样叫开了。 这是一个过于穷因，用当地话讲是“烂包”了的家庭。吃的没有，用的没有，孩子多，劳力少，生产队又是个穷队，政策把人拴得又很死，不准干这，不准干那，只准你在队里的土地上刨挖。社员指靠的是生产队，指靠生产队惟一的办法就是多挣工分。 队上实行评定工分制，男劳力每天最高十分，女劳力只能挣六七分。二万子在黄河上扳船，是个又苦又危险的差使，每天拿十分工。王村钰随妇女们出工，每天七分。她不甘心。她瞅准了另一件能挣十分工的活儿：喂猪。队上有十多头猪，由一个饲养员喂养。以往饲养员由男劳力担任，现在她想把这个活儿揽过来。可是队于部不放心。  “这活儿不轻松哩，垫土、掏圈、下井沟驮水，你行?” “行。” “还担责任哩，十多头猪，要是病了死了……” “我不会让队上吃亏的。” 活儿争到手了。 怀着热辣辣的希望，王村钰用她瘦削单薄的身板，挑起了猪场沉重的食桶；二万子用他病后康复的强健的双臂，在黄河上披风斩浪。 到了麦收后分粮的时候。街畔上、窑背上，响过匆匆的脚步声。有人相互大声打招呼，有人询问一个人能分多少斤，谁扯长脖子紧火火在喊叫儿子的名字，还有人粗鲁地和谁家的婆姨高声笑骂。人们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从春月里盼到现在。已经揭不开锅啦，新麦打下啦，要分给社员啦！村子里被一片喜气笼罩了。 二万子家里却出奇的沉闷。“去吧。”王村钰把口袋拿到二万子面前，轻声说，声音里含着丝凄凉。二万子勾着头蹲在地上抽烟，没有动。 “分粮啦！分粮啦！都挟上口袋往场里走！”队长的喊声又从街畔上传来。 外边闹嚷嚷的声音愈使这个家庭的气氛显得沉重。春末家里的粮食就光了，从别人那里借了些，自留地麦子打下来，先还了人家，家里眼下又快没啥吃的了。好不容易盼到队上分粮，可是粮钱是要当即就交的，不在分粮现场交钱，粮食就别想拿回家——可怜的生产队，想用这种办法巩固集体的根基。钱，钱，家里连吃盐钱也没有，哪儿来的这一笔为数不小的粮钱呢? 令人伤心的是，二万子和王村钰累死累活地干，工分没少挣，然而工分不值钱。欠生产队的陈年老账，连零头还没有还清哩。“还是得去。”王村钰又一次说道，口气里透出一种无可奈何。“跟队干部说说，先把粮食领回来，缓后再补交粮钱，看行不行。 二万子仍旧满脸苦相蹲在那里不动弹。王村钰拿起口袋，准备出门。二万子站起来，拦住她。这个粗手粗脚的汉子，心里有一点不含糊：这号事，不能叫婆姨去伤脸作难。他从她的手里拿过口袋。  他来到打麦场上。队长挨家挨户叫名字了。叫到谁，谁就装粮，然后过秤、交钱。会计在那里拨弄着算盘珠子，出纳把交来的粮钱装进一个小匣子那是一个用生漆漆了的梳头匣子。二万子缩在人后，看着那个匣子发呆。 有几户交不起粮钱，向队长乞求先把粮装回家，队长黑着脸没答应。念到二万子的名字了。他什么也没说，先装粮。装了粮，过了秤，出纳说：“钱哩?” 二万子挺着脸，说：“没钱。” “没钱往库窑里扛。”队长走过来，毫不留情地说。 “家里揭不开锅了。”二万子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看着他说。 “娃娃都饿得哭哩。”二万子又说。 “往库窑里扛。”队长把脸扭向一边，但毫不松口。 对于交不起粮钱的人家，粮食可以分，但必须放进生产队库窑里。什么时候拿来钱，什么时候再把粮食领回。而且，这种保管不是没有期限的，期限一到，仍拿不出粮钱，生产队便有权处理这些粮食。 二万子强忍着男人的眼泪，把一家人等待糊口的粮食，扛进生产队的库窑。 回到家里，他往炕上一歪，倒头便睡。王村钰知道自己的想法落空了，垂着头，在炕沿坐了一会，问身旁的大儿子：“明天楼底是不是逢集?” 大儿子正用一双孩子的忧伤的眼睛看着父母亲，他开始懂事，知道替大人分忧了。他回答说逢集。 第二天，王村钰把一只公鸡、两只母鸡，还有八丈五尺布票交给二万子，让他拿到集上去卖。鸡是去年的鸡娃，公鸡正叫鸣，母鸡正下蛋；布票是公家发给全家五口人的，一寸没用。无论如何，粮钱得凑起来，能凑几个是几个，一点点凑吧。 假如北京家里知道她眼前的处境，虽说与她断绝了关系，只要她张口，肯定会帮助她。但她不愿张这个口。在所有北京知青面前，她更是保持着一股子硬气，从不愿接受他们的同情、怜悯和帮助。她与二万子结婚后，他们慢慢承认了这个事实并改变了态度，连那个李伟，有一次也内疚和同情地对她说：过去他们对不起她，今后她有什么作难处，说一声，他们都会帮助她的。她谢绝了这种真诚的好意，连她的好友梁海燕对她的同情，她都不能接受。接受同情和怜悯，就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可怜虫的地位，这是她自尊要强的性格不能忍受的。自己的路得自己走，她认定这一点。  二万子带着他的出售物，来到楼底集上。 他魂不守舍地在集上转了转，寻了块地方，把缚着腿的鸡往脚前一扔，蹲了下来。他知道，即使带来的两样东西都能卖个好价，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他心里一直思谋的是：想啥办法、去啥地方弄些钱来? 三只鸡没费多大工夫就出手了，价钱也合适。—两只母的卖了四块八，一只公的卖了一块七。可是布票想脱手就得费点事了。布票是国家禁止买卖的东西，带着红袖圈、专门打击投机倒把的集市管理人员，在人窝里威严地巡视着。一且叫他们发现你在卖布票，没收了东西不说，人非被扣到公社去不可。二万子不敢声张，做贼似的蹭来蹭去，暗暗物色着买主。 他已经失败了几次。先看见一家人正在扯订婚衣服，心想他们一定需要布票，便将其中一个主事模样的中年妇女叫到一边。人家不要。接着看见一个身上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诡模溜道地在人丛中东瞅西瞄。他悄悄凑上前，扯扯那人的衣襟，同他是不是想买布票。那人却从破衣襟的遮掩下，亮出一副石头眼镜，问他要不要——原来也是一个做黑市买卖的。 终于，有个穿制服的小伙子愿意买他的东西了。可是价钱说不到一块。他说四毛钱一尺——这是黑市的“官价”，小伙子只给两毛。 差得太远，他没答应。小伙子不撒手，跟他磨着，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他生怕被那些戴红袖圈的人发现，想走，却被小伙子拽着脱不开身。“哈哈，想走?你走不成！东西我买定啦！”小伙子不怀好意地笑道。这时他才明白，对方是个“黑皮”，就是想抓住他的短处敲竹杠。他心虚胆怯，牙一咬，妈的×，吃个哑巴亏，认了。要不眼前这黑皮”会叫他倒大霉。他退了一步，对方也退了一步：三毛钱一尺，八丈五尺布票全卖给了小伙子。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