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3年，我在里底村的采访告一段落，准备返回县城的时候，在公社所在地楼底村，碰见了乘坐班车从县城回来的王村钰。其时夏收即将开始，她向医院请假回家割麦子。与第一回见面不同，这一次，她对我比较热情了。她说她没有想到我能吃下这份苦，翻沟越梁跑到这么一个野地方来了解她的事情。 与她交谈不到半个小时，因为班车从这里就要折头开回县里去，我不得不跟着这趟车走。这是近期最后一趟车，县城通往楼底五天一趟的班车，麦收期间停开将近一月。当我坐上蒙满尘土、座椅破损、只装着稀稀拉拉几个乘客的汽车时，王村钰从打碎玻璃的车窗里，递给我一样东西—一封厚厚的信。 在路上，在汽车的颠簸中，我读了这封信。 显然，这是一封经过反复思考才决定写的信。十六开纸，不分段，密密麻麻写满了九页。落款日期是先一天夜。是她估计我今天要离开里底，没有机会交谈，还是与一个不熟悉的人对面谈话感到拘束，因而才选择书面交谈的方式?她是怎样想的，我不清楚。但这九页纸上写的，却是我盼望知晓的。  信里，她回顾了她插队生活的整个过程，自然谈到她与二万子的婚事。这封信我至今完好地保存着。下边是我从中摘录的一段(说明：文字未加修饰，仅仅改正了个别不太通顺的地方和错别字) ……那时侯，你不知我抱着一种多么天真的幻想，农村对我是那样新鲜而神秘，就像一本我喜爱的小说，深深吸引着我。我在背着母亲的情况下，将户口本偷出来，在派出所办理了插队手续。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惊讶、叹息，但更多的是感动。老师在黑板报上表扬我，同学们祝贺、送礼品，当时的我，真像长上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农村广阔的天地。可是回到家里，我一下子又变得胆小、害怕了，怕妈妈知道了伤心、生气。看到弟弟妹妹在妈妈面前撒娇时，又为自已作为家里的大孩子不能替妈妈承担家务而难过。当时父亲的厂子在外地，远离北京。大弟在学校看到别的同学三一群五一伙地谈论插队，回家也和妈妈商量要下去，这使我更为不安。临走前几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告诉了妈妈，妈妈哭了，我也哭了，还想父亲如果知道了会不会在远方流泪?当时不由得产生了后悔之心。可是一想到在天安门广场宣誓时的情形，想到要在农村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我又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对的。离开北京那天，全家人去北京站送行，除了大弟外，小弟、小妹、妈妈都哭了，整个车站，不是欢乐，而是哭声一片，我的心都碎了。老师含着眼泪，给我戴上毛主席像章，我低着头，不敢看周围的情景，心里只是想，农村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呢? ……从别人那里，我知道你也插过队，你爱人也是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农村我们受的那些苦你一定是知道的。苦倒不怕，怕的是内心的孤独，是热情的消失，总感到自己是孤零零一个人，是一个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人。我为什么最后嫁给二万子?就是因为在他那里，我才看到了我的价值。我承认，我们的结合，与其说是爱情的驱使，不如说是由于当时处境的逼迫。他死了婆姨后，一个男人带几个孩子，够苦够惨的，我非常同情他，帮他做了些事情，于是便在北京知青和村里人当中传出一些风言风语，遭到冷眼和嘲笑，甚至连妈妈也不完全相信我和理解我。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有意要和什么对抗的想法。另外，当时我们知青的前途一片黯淡，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看样子非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不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便终于走上了自己选择的一条出乎人们意料的道路。这是爱情吗?不是，但不是说我对二万子没好感。他善良、诚实、能吃苦、性情开朗，再加上水上的特长，我一直是喜欢和他接近的。爱情是什么，我当时并不完全懂，但我想爱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我当时想的很单纯，真的，从插队到成家，我一直是那样的单纯…… 信写得很概括，但从这封信里，我却把握到了一个姑娘思想感情的脉络。一个万念俱灭的善良姑娘，去帮助一个苦难的人，却被舆论钉在耻辱柱上，四野茫茫，出路杳无，与其敛声屏气藏起来，不如挺身迎上——这大概就是她的考虑。 像许多姑娘一样，王村钰曾经做过美妙甜蜜的少女梦。 那是在北海公园的海面上轻轻荡舟、在晚风习习的林荫道上陪同学散步、在合上小说于寂静中独自遐想的时候。未来，在她的面前透着朦胧的微笑，一切尽管还都显得模糊，显得不能肯定，但必然是可心可意的—工作、事业，还有爱情。未来的天空是晴朗的，鸟儿高高地飞翔，风儿带着花香，空气是那般纯净透明。偶尔间，她甚至会凭着想像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男子，在心中树起一尊既清晰又朦胧的偶像。每当这时，她的内心就会涌起一股羞涩和甜蜜，脸颊不由自主也变得烫烫的了。 然而，一场风暴，梦想被扑灭了。她面对的现实是：是否要嫁给一个穷困潦倒、有孩子却没文化的庄稼汉? 或许，这根本不是惟一的选择，可是她的思想已经钻进一条窄胡同了。 说也怪，这个时候她什么也不愿多想，想多了会增加更多的烦恼。也不愿和任何人商量。命运好像是从偷出户口本那天就决定了似的。一股意气驱使她作出了最后的抉择。 二万子相当吃惊。这是他从未敢企望的，也是不敢接受的。可是，他并没有打退王村钰的决心。 1971年中秋节前一天，王村钰没让梁海燕插手，做了些炸糕，又烙了些馅饼。捡出当天吃的，其余的收起来留给第二天过节吃。一切都准备好了，王村钰才告诉梁海燕：明天她要和二万子结婚了。 她怕她的好朋友过节感到孤单、难受，因而特意准备了那些吃的东西。梁海燕一听就哭了，王村钰也哭了。这一夜，她们俩是盖着一个被窝，紧挨在一起度过的。 这桩婚姻，填补了一个家庭的缺损，却导致了另一个家庭的分裂——因为王村钰不听劝阻硬是嫁给了二万子，激忿之下，她的家庭和她断绝了关系。  两孔破窑洞。三床旧铺盖。囤里无颗粮。外债一大摊。还有三个衣不遮体的孩子。家，这就是王村钰的新家。她就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开始生活了。 首先要适应的，不仅是从北京学生到农民“婆姨”的转变，还有从姑娘到母亲这个更为巨大的转变。后边这种转变，一点过程也没有，突然得令人一下子很难调整过来。孩子自然暂时还不会叫她“妈”，但眼前这三个活生生的存在，不容分说地规定并时时提醒着王村钰的身份。恍惚之中她有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不敢相信自己已是身为人母的人了。她总觉得自己还很小。她生火做饭，二万子大声吩咐孩子：“给你妈抱柴去！”她提水准备在院里洗衣服，二万子冲孩子喊：“给你妈让开路！”——每当这时，她就止不住脸热心跳，低下头，不敢正眼看孩子。有时，孩子在那里玩耍，或者在做什么事情，她会在一旁默默地注视半天。通常的情况总是这样：开头，她像面对一件十分费解的事物，她与这件事物之间，仿佛隔着一种古怪而神秘的东西，不能沟通，不能确定它的真实含义，而且愈费心思愈隔膜，愈难以理喻——尽管她曾经与之亲近过。渐渐，一些具体的东西转移了她的注意力，那是孩子衣肩上的一个破洞，是一张肮脏的小脸，或者是正在吃力干活的一副瘦骨嶙峋、可怜巴巴的小身板……这个时候，一切玄妙的思想便被内心涌出的一股酸楚的感觉冲跑，一种说不清的力量开始推动她，让她去贴近那些孩子，去怜悯、去爱、去保护他们。随之，仿佛从深沉的睡梦中唤醒，也像从一个极其遥远的一直在内心隐藏着的世界里生出，一种陌生又温馨柔顺的感情出现了。母性开始在她身上苏醒。 她不光是二万子的妻子，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非常吃力地从感觉上把这两点调整顺了。她必须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 她把她的衣服全部翻出来，灰的蓝的，改一改，给三个儿子穿。花的没用，她也拆了，给二万子和孩子做棉衣里子。还有一件毛衣，是她临插队时，妈妈见她身上那件已经破旧，特意去西单商场给她买的。她很喜欢这件毛衣：淡绿颜色，元宝针，穿上又合身又暖和。她拿在手里犹豫了半天，终于狠狠心，还是拆了。在阴凉秋夜的煤油灯下，她用拆下的毛线织了一双大人和四双小孩的毛袜——送给大哥抚养的小女孩也有一双。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