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朝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它与世界上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交往。由长安一直向西，出玉门关或阳关，经新疆横贯中亚到达地中海沿岸国家的道路——丝绸之路，即是我国联系中亚和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因而使得西北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那里随时驻扎有大量的军队，而军士很多都来自长安及其周围地区。人们时常在长安西边的咸阳（渭城）送人西征。其时有一习俗，即送行人要折下杨柳枝赠给行人，以表示惜别之情。王维的诗为：“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中虽没有明说折枝赠柳，但一句“客舍青青柳色新”足已点明了送行人和行人的离情别绪。王维的诗和曲调配合在一起，珠联璧合，寓意深长。一经弹唱，在离别之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共鸣，广为流传。为了进一步抒发离情别绪，常有弹唱者即兴引申诗意，增添词句，使之寓意更加缠绵、深刻，诉情更为激奋、感人。 不过，笔者喜爱欣赏《阳关三叠》，固然是因为曲调极其优美动听，那种哀婉、缠绵、含蓄悠悠不尽，直入胸臆，听来令人回肠荡气，煞是动情，并且不由得产生出无尽的遐想。还由于我特别喜爱王维的这首诗，它读起来有一种壮阔深邃的美，使我这个江南游子能够想象出大西北的浩瀚苍茫，热情与苍凉。由此细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该是何等的关怀备至、情深意长啊！充满着的是人世间最真诚最热烈的情感，还令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两个好友举杯互道珍重的依依惜别的画面。当然，也因这首诗使笔者知道了阳关，知道了大西北人们生活的艰难与不容易。由此笔者还想起了另一首亦是自己非常喜爱的边塞诗，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诗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诗一样，末句都是点睛之笔。两者虽然吟咏的对象不同，诗句的具体意境不一，但都表达出了同一种意思，即塞外（关外）的那种气候高寒、地域荒凉、人烟稀少的现实状况。不妨说是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以致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很长时间里都把阳关和玉门关当成一码事了。其实则不然。玉门关，始置于汉武帝开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之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玉门”之名，汉时成为通往西域各地的门户，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元鼎或元封中（公元前116一前105年）修筑酒泉至玉门间的长城，玉门关当随之设立。阳关亦是中国古代陆路对外交通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南路必经的关隘，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南的古董滩附近。西汉置关，因在玉门关之南，故名。 这么说吧，确实有不少人同笔者一样，开始并不知道阳关和玉门关，只是在诵读唐诗时，从“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中知道了阳关，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知道了玉门关。阳关、玉门关是丝绸之路上敦煌段的主要军事重地和途经驿站，据《汉书·地理志》所言，玉门关与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为都尉治所，为重要的屯兵之地。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两关，曾是汉代时期重要的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通西域，连欧亚，名扬中外，情系古今。两者在历史上起过相同的重要作用，而在地理位置上又相距特别近，在离开两关以后就都进入了茫茫戈壁大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将两者当成一回事也未尝不可，本文似乎就有这种需要，文中的“关”既指玉门关，又指阳关，因而题目中的“度玉关”亦可理解为“度阳关”。 总之，“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好，“西出阳关无故人”也好，都是指出，以“关”为界，关内关外分别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当然主要是指自然风貌）。可是，这乃大自然的造化使然，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们只能承认这种现实，好好地去适应它，没办法违背它，更不可能去变更它。所以，自古以来，它就以一条铁律的形式存在着，似乎没有人尝试着去给它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改变。到了晚清，有一个湖南籍人士站出来向它说“不”了，他就是晚清时期的一代名臣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举人出身，后投曾国藩帐下，成为湘军大将，以后带兵为朝廷东征西讨，立下汗马功劳，历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其一生最为称道的是，被授为督办新疆军务大臣，领兵讨伐侵占我国南疆的阿古柏政权，收复乌鲁木齐、和阗（今和田）等地，阻遏了俄英对新疆的侵略，被誉为“民族英雄”。当时，左宗棠不仅谋划如何收复新疆失地的策略，而且还思索如何建设新疆的举措。在征战中，他深感茫茫戈壁没有绿荫的困苦，便率领部队植树造林。他的湖湘子弟兵既是战斗之旅，也是植树大军。人人随身携带柳树苗，一路走一路栽，前营栽罢后营管，并且动员百姓分段看管。终于在千里戈壁种下片片树林，形成一道‘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这些柳树不但成了收复新疆失地的见证，而且还使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获得新生。人们为了纪念左宗棠，便将这柳树称为“左公柳”。至今平凉、六盘山、阿克苏等地，还有一些合抱的“左公柳”，给荒原增添了春意。“柳”不仅形态轻盈，色彩新奇，构织了诗情画意，而且豪迈、凝重，彰现了仁人志士的干云豪情。后来，左宗棠的幕僚、清朝大将杨昌浚去新疆筹办军务时，在河西走廊及新疆沿途看到杨柳成荫，得知这个浩大的功绩原是左宗棠所为，便写诗记述了左宗棠的功绩。诗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潇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好个“潇湘子弟满天山”！好个“引得春风度玉关”！这不正好显示出了湖湘文化中的“敢为人先”、“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吗？又难道不是证明了湖南人具有的大智与大勇吗？ 如果说，一百多年前左宗棠率领潇湘子弟兵开了“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先河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引得春风度玉关”便成了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长远性目标，一项迅即积极开展起来的长期性工作，当然，此刻所谓的“春风”不单是指自然面貌的改观，更赋予了“全面发建设与发展”的主体内容，从而也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来。还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就由湖南籍的开国上将王震率领20万解放军官兵开赴新疆，承担起了既戍边又参与经济建设的任务。经过进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和新疆各族人民齐心协力的奋斗，加上内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新疆经济迅猛地发展起来。从1951年开始，新疆先后兴建了多个工矿企业。同时，为满足农副产品加工和建筑工程的需要，各师、团先后建成了小型发电、碾米、磨面、榨油、轧花、修造、皮革、被服、锯木、砖瓦、陶瓷、印刷等各类作坊七十余个，初步奠定了新疆工业的基础。到1953年，新疆的工业生产总值已约为1949年的36倍。“巨手翻天地，大胆易沧桑”，在新疆解放的最初三年间，全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进行生产建设，取得了史诗般辉煌的成绩，为新疆以后的屯垦大业奠定了初步基础。1953年6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西北军区的命令，将驻新疆部队改编为10个农业师、1个建筑师、1个运输处，共约10.55万人，担负屯垦戍边的任务。1954年10月，新疆军垦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员特别是大批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入到新疆军垦生产建设兵团，或自治区的其他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继续进行着“引得春风度玉关”的事业，与自治区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着一个美丽而富饶的新疆。当今的新疆，已经如同当年张仲翰副司令员作的一首诗所说的那样：“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成为了伟大祖国疆土上的一个生机勃勃、风光无限、美丽而可爱的大花园。 从“春风不度玉门关”到“引得春风度玉关”，再到“何须争入玉门关”，是一个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就是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像这样的一个伟大历史进程，令笔者每每思想起来，总是欣喜万分，激动莫名，为之鼓掌赞叹！为之欢欣鼓舞！ 而且，在这样的时刻，笔者往往还会从杨昌浚“潇湘子弟满天山”的诗句想到“八千湘女上天山”的故事，而不由得热泪盈眶，激动得不能自已。是啊！当年左宗棠“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创举靠的是他的湖湘子弟兵，“潇湘子弟满天山”所展示的是一幅何等动人、何等感人的画卷哪！而当今“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壮丽事业中，充溢着的则是新疆各族人民与来自祖国各地千千万万仁人志士共同的努力奋斗。其间，自然也时刻闪现着大批潇湘儿女的身影，“八千湘女上天山”则是一个最突出、最感人的事例。还是在建国后的五十年代初，这八千名湖湘女儿，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怀着屯边和建设祖国边疆的壮志与一腔豪情，奔赴新疆，在天山脚下安身立命。她们克服了特别多的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恶劣艰苦的生存环境，顽强地扎下了根，为建设新疆做出了自己竭尽全力的贡献。她们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便一生留在了新疆，很多人还有了第二代、第三代。早些年播放了反映她们事迹的电视剧《八千湘女上天山》，引起了强烈反响，笔者是一直噙着热泪将这部电视剧看完的。并自此牢牢地记住了不知是谁说的一段话，算是在心中为八千湘女立下了一座丰碑。这段话是：“参军，进疆！这是湘籍女兵们的梦想。她们用50多年的岁月，演绎了为梦想生存的人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原设计的期望，她们不仅贡献出了青春和爱情，同时也使荒原上第一代母亲成为了第一代教师、医生、农技师、拖拉机手，全面改变了当地的诸多生态，使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光辉。也许今天，这种梦想对我们来说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我们相信，面对她们，没有人能不肃然起敬。” 2021年11月29日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