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说起来，知青文学大概只有短暂的风光，曾几何时，忽然发现，曾经百花齐放的知青文学圣坛里，文学尚存，知青却没有了，连同消失的无影无踪的还有曾经让千万老知青刻骨铭心的艰苦岁月。 于是，一些粉饰太平的所谓青春无悔的小说纷纷出笼，更有甚者，在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里知青们战天斗地快乐的歌声飘到了北京，大家内心暖呼呼的，岁月很艰苦，内心很充实。知青生活变成了激情难忘的浪漫岁月，由此，伪知青小说充斥市场。真正原生态的知青小说却被妖魔化成了所谓的边缘文学，伤痕文学。 《最后的知青》的意义就在于，让知青文学重新回归真实的记忆，担负起了知青作家的责任。文学即人学，创作不仅仅是个人情感的一种渲泄，更是一种社会的责任，历史的责任！由于各种原因，知青文学这条道路不好走，往往是在沉浮中飘摇挣扎，很难找到出版的港湾，这也是知青文学日渐沉寂的原因。 滴水湖畔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具有较高级别的党员干部，工作繁忙，他在明知道知青文学困境的前提下，依然固执的做这件事，说明了他的勤奋写作与功名、利益无关，实在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冲动，把那段历史，那段割舍不去的知青生活记录下来，呈现给社会和后人，由此可见他崇高的人格魅力！ 小说《最后的知青》主基调基本都是真实的故事，只有极其有限的艺术或文字的修饰，所谓的修饰也只是把许多真实的原生态的农场生活和当年那些事件，或浓缩，或扩展，或串并把它放在一个连队的环境里。因此，让云南知青读起来，就是简明扼要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梦里透露的都是那年匆匆真实的往事。 小说开头写道：熊广青、郭小刚、张长胜在宝宝的陪同下来到沈贵、童来娣、华国龙、李素琴、阿珍的坟墓前。“终于来看你们了！”熊广青 哽咽着：“30年了，我们回家了，你们却长眠在这里。”在这里我能够读懂作者此刻内心所寄托的感慨万千的哀思。 沈贵、童来娣、华国龙、李素琴、阿珍这些黄浦江边长大的知青在30年前就在那片红土地上定格了他们年轻的岁月。在人们的记忆里，他们永远也不会老了。 而他们的死亡确实是上山下乡的悲剧，或多或少与一个叫做肖大宝的连队一把手有关，小说对肖大宝的刻画非常生动丰满，肖大宝的身上有着四人帮的魅影，他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这也是知青们苦难的根源。 华国龙这个原本就是上海农村的孩子，竟然也作为知青来到了西双版纳，为了病退去讨好李副场长为他打家具，半夜上山被毒蛇咬死，令人惨不忍睹。 李素琴作为知青干部，为了不超假，拖着个病体拼命往连队赶，在离连队还有几步路的地方，李素琴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临死前想说的是：肖书记，我没有超假吧？我是按时归队的。我是党员，我知道我要带头……。是一种盲从的信念害了李素琴。令人感慨！ 宝强和阿珍偷偷溜到宿舍里睡在一起，结果被肖大宝抓了一个现行。那天，当大家从场部看电影回到连队的时候，都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操场中央的篮球架下，宝强和阿珍竟一丝不挂，被一根绳子背靠背捆在球架柱子上。 肖大宝一直贪恋阿珍的美丽，胆小的阿珍最后选择了“猛地一口就吞下15颗氯奎。阿珍倒下了。阿珍是睁大着美丽的眼睛，看着蓝蓝的天空倒下的。”读来让人心碎！ 除了死亡的知青，挖大穴这个重庆来的知青刘强生的命运同样令人唏嘘不已，以前农场规定每天每人是挖3个胶穴，到了大会战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10个胶穴。刘强生力气小，挖的胶穴不合要求，个个小得象鸡窝。肖大宝知道以后，立即在晚上开全连大会。肖大宝确实会抓阶级斗争。他以挖穴的质量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纲上线硬说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事件。肖大宝还会上挂下联，说这是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在知青队伍里的反映。刘强生被肖大宝点名批判。那天，肖大宝喝了许多酒，他满脸酒气，象抓小鸡一样把刘强生拎起来，用绳子五花大绑捆了起来。 肖大宝大声地呵斥着：“给我面向革命的战士站好，你这个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强生吓得哆嗦着嚷道：“放开我！放开我！我要上山，上山挖大穴”。肖大宝叫人放开了刘强生。刘强生连忙拿起锄头上山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上山的时候，发现刘强生躺在自己挖的大穴了，已经昏迷多时了，嘴里还不停地冒着白泡，喉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我要挖大穴，挖大穴”。这以后，刘强生疯了。大家从那一天开始，叫刘强生“挖大穴”。渐渐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他的名字，知青大返城了，他无动于衷的留在了农场。读了心情很沉重！ 小说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篇幅，向人们全景式的展示了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波澜壮阔。特别客观的展现了从丁惠民第一张大字报到孟定知青的奋起。其中许多描写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熊广青走了进来，他对着调查组的人说：“请你们表一个态，我们这一次请愿，向上面反映农场的问题是不是得到宪法的保护”。 坐在会议桌中央的一个中年女同志立即回答：“肯定会得到宪法的保护。”熊广青接着大声询问：“那就是说，过后农场方面是不会打击报复的罗。”一位男同志斩钉截铁的回答：“请广大知青同志们放心，我们保证，没有任何人胆敢来打击报复”。 熊广青听罢，一个招手，只见张长胜递上来一封信件熊广青接过来，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说；“这是刚刚截获的一封信，写信人是我们连队的民兵排长莫二，收信人是我们连队的支部书记肖大宝。不过，这个人已经逃走了。现在我来念一下这一封信的内容：肖书记，根据你的指示，现将我连请愿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汇报如下，熊广青、张长胜、郭小刚。落款签名莫二，1979年1月5日”。熊广青读完信后，在场的知青都愤怒地吼叫起来。 以上这个情节取之于我们七团我们砖瓦排的真实故事，他是211名知青绝食的导火索，《最后的知青》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叙几乎是未经雕琢的。无疑将是后人研究知青历史时的宝贵资料。其中熊广青、郭小刚、张长胜在大返城中的角色原型取之于孟定农场的叶峰，周兴儒，许世辅等人。 捧读这部沉甸甸的书稿，主人公的坎坷命运，常常令我热泪涟涟。通过滴水湖畔暗含忧伤的小说，我揣测在那片红土地的梯田般的橡胶林里，其实还潜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知青悲凉的故事，现实社会里，像滴水湖畔这样站在社会和历史的高度，坚持不懈地对知青运动作一番深入剖析和客观研究的人并不多，但是这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知青不是几个人，是一代人，我们因为历史的“折腾”耽误了一代人，这是何等巨大的代价，小平同志说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农民不满意。这四个不满意足以证明上山下乡是一个劳民伤财、浩大的折腾工程，好在党中央已经明确表态不再让我们伟大的祖国再受这种“荒唐的折腾”的困扰。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婆都是名符其实的最后的知青。我们的新生活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我们能够有今天快乐幸福的生活，确实需要在思考中给历史一个回答，值得钦佩的是滴水湖畔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做着这方面的尝试，这在知青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令人尊敬！ 岁月如嗍，云南知青已不再年轻，但这个群体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却依旧不减。滴水湖畔无疑就是这个群体里的佼佼者，《最后的知青》是近年来知青文学领域一部难得的好书，它巧妙地糅合了历史与文学，其证词般的文字必将成为社会史学、政治学、知青文学研究的的无价之宝。 地球人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受损最大的不是“走资派”，而是“知青”。“走资派”在“文革”结束后迅速平反、官复原职、补发工资。而知青们在“文革”之后补偿不了逝去的青春亦很难再回学校读书。知青们回城之路历经坎坷，最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经历了下岗待业，因此，他们实际上成了文化大革命最终的主要受害者。 滴水湖畔始终践行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具有厚重的生活底蕴和凝重的历史责任感，依据着他的影响力、对生活和社会的洞察力以及敏锐的触觉。温故而知新，《最后的知青》是滴水湖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知青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对人类文明与进步的重大贡献，承载了一代知青守望者尊重历史的渴望！ 我认为：《最后的知青》理应得到一枚知青文学勋章，它将由广大的被《最后的知青》深深感动的知青给你颁发，那些很无奈地将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广袤的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的知青。多少年以后，他们也不会遗忘你——一位没有勋章的功勋！我相信；滴水湖畔这个名字也将因为《最后的知青》而载入知青文学的不朽史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