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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电影改编茅盾小说笔谈   上海文学、电影评论界人士就《贴近大地的灵魂——茅盾图片文献展》展开讨论
今年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第一届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茅盾在上海度过了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创作了大批代表作品，其中不少被改编成电影。由上海市文联为指导单位，上海电影家协会、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和解放日报社共同举办了“茅盾作品改编电影观摩研讨系列活动”，以图片、影片展示和电影文学评论等形式缅怀先贤，传承精神。
上海市民踊跃参与了本次活动，包括观摩了在解放日报社举办的《贴近大地的灵魂——茅盾图片文献展》和《子夜》、《蚀》（《春风桃李》《章台秋柳》《怀朴抱素》《江枫渔火》《霜天晓角》）、《春蚕》等影片。主办方并邀请部分文学、电影界的专家学者，围绕电影改编经典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当代价值和理念、方法进行研讨，从而弘扬其恒久的文学价值和体现其鲜明的时代价值。我们特选取部分学者的笔谈文章，辑录成文，以飨读者。 略谈电影《春蚕》的艺术表演 陈思和（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看了电影《蚀》，感觉编导对原著做了很大的改动，因为有相异性才会有比较，有话好说。我们讨论茅盾原著改编电影的意义也体现在这里。朱枫导演的《春蚕》似乎走了相反的道路，影片基本上是按照原著进行改编的。我注意到影片少了一个人物，即老通宝的大儿子阿四，说是被抽壮丁去当兵打仗了，因为背景是"八一三"爆发前夕，当兵还是有些正面的意义。 《春蚕》的意象还是比较传统，但很诗意。如一条长长的独木桥的镜头重复了多次，我觉得还是有些象征性，与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青年人对于上海的想象，对于乘火车的想象，都是一致的。其实当时应该是小火轮更为确切，当年《小城二月》就比较现实主义，采用了小火轮。但是火车更加符合现代化的象征。这些思想在原著里是没有的，原著强调了洋货破坏了民族“土货”的生态，强调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农村传统生产的破坏。当然原著也涉及到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落后因素的批判，这一点在新版《春蚕》里还是得到强调。影片反复突出老通宝的迷信、落后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因为不科学而产生了可笑性，但是体现在人事上，就变为一种对于弱者的加倍的伤害，具有残酷的一面。如对待寡妇荷花的态度，最后激化了仇恨和报复。我看演老通宝的演员李心敏非常到位，给人一种骨子里很“弱”的感觉，神态也有些像当年演阿Q的严顺开，但比严顺开更具悲剧性，这才是中国江南农民的神态。他在家里是家长，好像很有威严，但其实心底里很怯懦，没有底气。最后在蚕事破产后，他无可奈何地躺在竹椅上，忽然听说儿子在上海前线要打仗，他首先没有想到儿子的生命危险，拼命地挥着拳头，叫喊着“打！打！打！”。情绪表达得非常之好。把中国农民因为愚昧的生活观念导致落后的生活方式，再因为落后的生活方式被破坏而产生绝望，绝望之后就是带有疯狂的革命欲望。这一层层的多层面心理状态的变化，表达得细腻、动人。 从高一些的要求来看，老通宝的表演上还缺少些厚重感，这可能是这一代青年演员还是缺少实地生活经验有关。但是演员们还是努力在弥补这些不足，如饰四大娘的冯果，在镜头上垂着头发，板着脸，手脚不停地在劳作，活忒像一个郁闷的农村妇女，只能靠沉重的家务劳作来舒缓内心苦闷。她的丈夫被抽壮丁去当兵，当知道要打仗时她先是不敢告诉公公老通宝，怕老人担心，后来说出来的时候也是怯生生的，其实也是流露了自己内心的恐惧。这种神态与老通宝疯狂发泄的喊打声形成对照。让我感到不满的是影片中多多、阿六和荷花的关系处理，似乎又落入了反封建的俗套。其实饰多多的演员还可以表现得更加粗野一些，他是个在农村沉闷生活中无限精力不能发泄的青年人，应该像一头小牛犊那样盲目冲动。他与阿六、荷花之间都有一种原始的情欲冲动，这是不能用自由恋爱等观念来演绎的，包括那场他想与荷花私奔的表演，这种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处理，都减弱了人物的表现力度，也不如茅盾在原著中体现的人物的深度。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影片里的孩子小宝的形象，处理得非常之好，这个小孩与原著的描写是不一样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代表了一个活泼的未来。多多在影片里体现出一种茫然的绝望情绪，最后孩子与多多一起玩扔石子游戏，他丢得竟比多多远，这个意味深长的结尾，给沉闷的影片带来一丝亮色。那是好的。
2016年9月20日于鱼焦了斋
向当代经验敞开的经典改编 ——关于电影《春蚕》的观后感想 汪涌豪（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茅盾小说的经典性可谓历久弥新，即以被改编的《春蚕》而言，不长的篇幅，却扎实地反映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崩溃，尤其乡村所遭遇到的深刻危机，诚可为那个时代存史立照。 影片能充分尊重原作宗旨，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作家对乡村生活必然离散的认识，因此总体上是成功的。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从导演到演员，既没有简单地把这种离散归结为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因为事实是，受其时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影响，这种乡村的败落有着外国资本侵入等更深广的原因；也没有给老通宝等绝望的农民以更多的同情，因为事实是，他们的迷信、固执与颟顸常常先于别的外在因素对其构成了深在的伤害。而这恰恰是茅盾高过同时期有些左翼作家的地方。 因为他熟悉乡村也了解城市，对更广大范围内的世运变化与生活事实曾作过深入的研究。故面对洋货涌入导致的国货贬值及整个社会经济的颓败，特别是处在产业链下端的乡村的凋敝，他与其说有大同情和大悲哀，莫若说更想判明个中的原因，在为其唱一曲挽歌的同时，与之作彻底的挥别。也因为是这样，与同时代吴组缃的《天下太平》相类，而与叶紫的《丰收》不同，后者着意于揭露地主的压迫和官府的盘剥，他却将目光更多聚焦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贫弱的国家与无能的政府对这种危机的回应乏力。正是这种回应乏力，甚至不当的推诿与矛盾的转嫁，才使得底层农民承受了“丰收成灾”的巨大苦痛。 导演很能体察原作的用心，所以调动人物、画面甚至音乐，突出表现过时的习俗观念与变化了的时代生活的对峙与紧张：一方面若不经意地呈现前者的安祥甚至美好，其对养蚕过程的细致呈示，一如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说，尤能给人一种宗教的仪式感，让人由衷地感到那种安于世代相传的劳作“是如此的亲切感人”。但另一方面又决绝地告诉人，随新世界的到来，这一切终将无可挽回地逝去，由此不动声色地让一种深刻的悲剧性，安顿在上述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中。我认为这是本片最打动人的地方。 由此想及置身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城市与乡村，人人都在不同的生存领域领受着新旧观念的碰撞，有着种种对过去的留恋和对未来的迷惘，有时倍感挫折不胜焦虑。进言之，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手工技艺与电子科技的对峙，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更不要说今天许多乡村，传统礼俗与生产-生活方式的消失速度是那样的触目惊心，它们与《春蚕》固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但经由影片的展开，或许会有观众看得到其间眉目相似的地方；而其内在的逻辑勾连，又或许会引发人作更广远的回溯式的思考。其间，种种难以具体言说的触点，我认为又可视为本片最具启示性的价值之所在。 只是有些遗憾，受资本的制约，导演的想法没能全部实现出来。真期待业已成熟的市场和已提升了审美趣味的观众能以新的眼光定义文艺片。电影是文艺的一种，决定了一切电影都应该是文艺片。可现在，人们常把劲爆的视听效果和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都给了商业片，文艺片就此作为小众的安慰，刚拍完就成了资料片和观摩片，这不能不说是对文艺片最大的误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