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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北回归线从云南省南部横穿而过，造就了云南省盛产橡胶的天时地利。 全国橡胶种植面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国家做出了建立橡胶基地的战略决策。1951年8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云南发展100万亩橡胶树。广大部队转业官兵、科技人员、归侨侨眷、知识青年、支边农民，数十万人参与了开创和建设。 1968年7月10日云南省军管会向国务院报送《关于组织下乡青年插场计划的请示报告》，报告请求增加1.1万人的劳动计划，迅速把我国金鸡纳、橡胶搞上去。中央安置办于7月30日电话通知云南省军管会说：7月14日给国务院的电报，李富春、李先念两副总理已批示：先上2000人（包括北京的400人），其余9000人待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提出具体需要数字。 月23日，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表后，云南省革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并起草《坚持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立即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指示》。 12月24日首批上海知青1016人到达昆明，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会，欢迎上海知青到云南。这一批上海知青分到西双版纳东风、勐腊、红旗3个农场。 1969年1月12日省革委发出《坚决贯彻执行主席最新指示，立即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和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指示》，即云发[1969]9号文件。同时成立省革委会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由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领导王维、郑翰才、宋士勋具体负责。 1月21日省革委召开副主任碰头会，研究云南省到北京、上海接知青时的思想认识工作问题，知青到昆明后往下送的交通问题、经费问题等。 1月26日至2月8日国务院召开跨省区安置知青协作会，会议研究了安置京、津、沪、江、浙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并下达了60余万人跨省、市安排下乡的任务，其中分到云南的有6万人（北京、上海各3万人）。 3月至5月上海市知青赴滇插队落户的共9524人，被分配到思茅2362人，临沧1155人，楚雄897人，玉溪761人，大理926人，文山654人，红河967人，典靖1679人，丽江123人。这是上海到云南插队知青的总人数和分布情况。 据上海市劳动部统计,截至到1978年末，上海知青赴云南上山下乡总人数55944人，其中：插队落户10065人、建设兵团农林场45879人。 4月2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给云南省革委会安置办函称：为配合进行知青安置巩固工作，摸索干部与知识青年一起插队落户的做法，经上海市革委会研究，派出上海市机关干部组成的长期学习慰问团。 5月15日省安置办发出《关于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 8月12日省革委会发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加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思想整顿工作的通知》。 9月26日省革委发出《关于组织慰问团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人员进行慰问的通知》。 9月27日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安置办向省革委会报送《关于上山下乡工作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10月1日全国有314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其中，云南有12名。 10月6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和接管云南边疆各地国营农场与接受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到边疆各农场插队落户的任务。 1970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即中发[1970]26号文件。 5月1日云南省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几名上海知青由景洪到东风农场去看同学，中途拦乘西双版纳州的拖拉机，到东风农场3公里的地方，拖拉机拖斗脱钩翻车，掉进路旁水深20公分的水沟内，造成5名知青（2男3女）死亡。 5月24日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的通知》。 6月6日云南日报《情况反映》第25期刊文：《各地贯彻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的工作的报告>情况》。 6月11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发出《关于贯彻中央26号文件的补充通知》。 6月17日省革委组织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检查团，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贯彻落实26号文件。 8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发出《关于“四五”期间增加七万人的请示报告》 9月4日至21日全省下乡知青“再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全面贯彻落实中央26号文件，并按文件的要求检查工作和加强规划，参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上海慰问团，省革委会副主任刘明辉在会议上作了报告。 12月24日省革委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检查团《简报》第七期说：“据不完全统计：全省揭发出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案件共683件，其中凶杀知识青年案8件，组织反革命集团、策反外逃31件，强奸女知识青年23件，对女知青逼婚、诱婚81件，干部利用职权为非作歹96件，其他案件344件。” 1971年3月21日省劳动民政局安置办向省革委报告《关于从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中选招大学生的意见》。 5月17日由省安办报省革委“思茅地区革委会向省革委申请要2000名知青到曼西坝农场”，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领导同意并建议新增2000名上海知青外，还从思茅原上海插队落户知青中抽300-500名表现好的到农场任骨干，优先考虑在山区、纯民族地区和收入低的地区选调。云南省革委会5月28日指示，最后确定从上海给兵团两万名知识青年中分1000人给思茅地区革委会到思茅曼西坝农场。 6月14日上海慰问团作出《关于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学习慰问情况汇报》，《汇报》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慰问团于2月24日到达昆明，全团80多人组成7个分团，于2月26日分赴全省上海知青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慰问上海知青，经过3个月的慰问，先后到四个师所属的125个营，1117个连队学习慰问。35100余名上海知青已有5273人被选拔到班、排、连领导岗位上，有9728人被评为五好战士，1831人出席了团、师、省的学代会，2055人入团，75人入党。 6月19上海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致云南省劳动民政局革委会函说：“赠送150台手扶拖拉机给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地区，你省接收了我市大批知青去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了感谢你省对我市的大力支援，经市委、市革委会批准，我市打算再在增产的拖拉机中拨出手扶拖拉机150台，调拨给你省，请你们分配安排给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地区，并希望能照顾较困难的社队”。7月，省劳动民政局代表省委、省革委致信上海市委、市革委表示感谢。9月14日，云南省农业机械公司革委会发出《关于分配给上海知识青年插队地区手扶拖拉机的通知》。 1972年2月29日上海市有关部门为在云南下乡的上海知青寄“板蓝根”针水。上海市革委会下乡上山办公室致云南省革委会安置办函：据我市部分家长、下乡知识青年反映，近来发现有些上海插队知识青年患有急性肝炎，你省有关县、社、队正在积极防治，为了配合做好肝炎治疗工作，经市委、市革委会确定，送上肝炎治疗药"板蓝根"中药针剂10000支，附送肝炎防治宣传资料300份，烦请转发各地，赠送给患病插队知识青年进行治疗。省安办于3月16日把药发下去。 3月27日至4月12日省革委第二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5月17日省委批转《全省第二次知识青年再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6月20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政工通讯》创刊。 10月13日省安办作出《关于各地贯彻省委[1972]66号文件的情况和意见》。 12月省安置办报送省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意见》。 1973年3月上海《文汇报》的内部刊物《文汇情况》刊登了一篇关于朱克家事迹的报道。朱克家是1969年来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上海知青。随后，姚文元通知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到云南代朱克家写了一篇《志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文章（后来，姚文元把标题改为《我深深爱上了边疆一草一木》）。当发现朱不是共产党员，张、姚等人通知云南在文章发表前突击入党。文章以朱克家的名义发表在1973年《红旗》杂志第五期。5月8日，《云南日报》全文转载。后由张、姚提名，朱克家当选为云南“十大”代表，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5月6日国务院派5人工作组到云南开展知青再教育情况的调查。 5月7日省安办组织撰写《关于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座谈情况汇报》材料。 5月9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了上海市委赴云南工作组反映生产建设兵团少数上海知青被迫害的情况后，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决定：组织检查组赴兵团一师，重点检查处理少数干部违法乱纪迫害知青的事件。 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看到新华社7月4日编的《国内动态》（第241号）登载了新华社云南分社记者采写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引起了震动。 7月6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就查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问题作出两次重要批示。 7月16日中央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27人的联合调查组在昆明军区副政委李克忠和总政组织部长梁济民的率领下到十八团，当天下午开展工作。 8月11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发出《关于调查处理云南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等单位摧残迫害知识青年问题的报告》。 8月14日至31日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传达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 9月14日省委决定成立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 10月20日昆明市北京路派出所发生毒打知青的严重事件。事情被报到国务院知青办，省革委知青办于1974年2月4日向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报告处理情况。11月，昆明市委责成市公安局将这一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在公安系统通报。市委决定，11月28日在景洪县召开坚决打击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犯罪分子宣判大会，参加大会的有23000余人，各地、州、市以及兵团以上单位都派了代青，还有14.3万余人收听实况广播。 12月6日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移交省委领导的请示》。提出：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和师、独立团的建制，成立省林垦总局。 1974年2月6日省知青办《上山下乡工作简报》第二期刊登《全省下乡知青开展批林批孔的情况》。 2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省知青办《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 3月14日上海市山下乡慰问团到达昆明，对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进行慰问。 4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上海市慰问团领导同志参加我省各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求各地大力支持慰问团的工作，并主动征求他们对知青工作的意见。 7月24日，省委转发《上海市慰问团关于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识青年学习慰问的情况汇报》。 5月16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陈荣贤等16名知青给团党委的一封信，即《至团党委的一封信》，提出：他们是1968年12月21日从上海出发到云南的上海知青，在列车上他们听到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激情澎湃，热泪盈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们到橄榄坝开荒5年了。他们坚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月至11月根据中央[1973]30号文件“下乡青年档案填写混乱和错误的，要进行清理”和省委[1973]48号文件“要建立下乡青年的档案，填写混乱和错误的，要与动员地区联系，对上海知青档案进行全面清理”，从1974年5月至11月，对111名上海知青的档案进行清理。1976年元月，上海慰问团西双版纳分团对54000余名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等地知青档案进行全面清理。 6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农垦总局，实行企业经营。西双版纳、红河、德宏、临沧、文山、思茅成立农垦分局。8月7日省安办《情况反映》第十七期报道：上海知青汪康懋翻译《林肯传》，并写了约7000字的“前言”，根据江青、姚文元阅后指示，国家出版局张惠卿、陈逸文二人专程来云南对译者本人和家庭情况以及译书的经过情况作全面调查了解。 9月10日至21日云南省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和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朱克家作了《毛主席、党中央关怀我们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报告，大会给全省上山下乡知青发出《倡议书》。 1975年1月4日省革委批转省知青办公室《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中病残和家庭特殊困难问题的请示报告》。5月17日，上海知青办以沪革知青办[1975]第39号转发，转发文说：今后在处理云南方面的病退、特困问题时，可按此精神办理。 3月21日上海的中学毕业生胡兆禹、李建炜自愿到勐腊县插队落户。上海市今春在动员74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时，卢南、培光中学毕业的胡、李向学校党组织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朱克家战斗的地方插队落户，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同志亲自接见了他们，表示坚决支持他们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革命行动。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和《文汇报》于四、五、六月不断登载了胡兆禹写的《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文章和书信摘录，并登了介绍他们在边疆的战斗生活的通讯《胡兆禹、李建炜来到了西双版纳》，同时就胡兆禹要求到边疆一事，在教育战线上展开了“用什么尺子衡量学生”的专题讨论，《文汇报》连续发表了教师们从胡兆禹谈教育路线的大量体会文章，形成了支持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的舆论。 1976年3月4日，上海市知青办电告云南省知青办说：有上海市培光中学毕业生沈卫国、蒋韫玮和五十四中学沈培端3位同学坚决要求来云南省勐腊县插队落户，他们是自己与县、社通信联系取得同意的，他们计划于3月下旬出发赴滇，希望得到支持。3月12日，云南回电上海市乡办，欢迎3位同学来云南插队，并已经与勐腊县知青办联系，安置在勐仑公社大卡大队。当天晚上8时半，朱克家打给省知青办电话说，把3位同学安排在新生产队，省知青办于当天上午将朱的意见告勐腊县知青办梁荣华。 4月2日至8日全省地、州、市知青办主任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主管安置经费的财务干部、上海慰问团总团和分团负责人、省农垦总局、省财政局、省知青办处以上干部共60人。 1976年4月27日至5月6日云南省委召开“坚持扎根农村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生座谈会”，支持广大知识青年“坚决扎根农村闹革命的决心”，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朱克家等30名知青代表参加。朱克家在把省委听取知青代表意见的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6月7日省委知青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连云宾馆召开，朱克家就“新生事物”、“培养接班人”、“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等问题发表讲话。 6月9日至14日省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毛主席2月12日的批示，要求各地立即着手进行调查，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好准备。 6月16日上海慰问团围绕下乡青年扎根问题对国营农场知青情况的调查，形成《关于云南省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的情况报告》给云南省委、上海市委。 6月30日上海市赴云南省知青上山下乡学习慰问团工作结束。慰问团于5月下旬开始，用1个月的时间深入到11个地、州，39个县，115个公社，274个大队，526个生产队，调查634名上海插队知青的情况。9月23日至30日省知青办在昆明召开了各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 10月16日省委传达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精神。省知青办8位同志参加，会议提出知青战线揭批“四人帮”首先要在机关揭批，结合知青工作，从思想上揭批。 12月9日，全省会议后，省知青办也进入大揭发、大批判、大清查阶段。联系云南实际，联系知青战线，联系朱克家问题揭发批判。 12月11日，省委决定成立了朱克家专案组，抽调团省委、省知青办的领导和人员组成。 1977年7月29日省知青办发出《关于城镇中学生中的几种人不能与知识青年混在一起进行安置的通知》。 12月12日至1978年元月14日全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110人出席会议，云南省崔勇主任参加。会议反映了下乡知识青年生活困难的突出问题有上海市在外省插队的224000名知青中有13万名生活不能自给。 1978年2月17日至23日全省各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1978云南知青大罢工（我们不知道的历史）》一文写道：由于干部权力过大，生产兵团中干部强奸女知青的案件时有发生，仅云南一地据官方统计就有数百起。甚至还发生了干部奸污十几名知青的极为恶性的情况。而这些知识女青年们在遭受侵犯后，几乎无一人敢于挺身而出，与罪犯的暴行斗争。甚至在干部被调查后，这些女知青仍然矢口否认，拒绝作证。她们宁愿用沉默的外壳把自己内心的创伤和被践踏的人格紧紧包裹起来，永不为人所知，而不愿意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与部分干部强奸女知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干部家庭借助身份背景，把子女领去参军上大学，几乎每一个有“知青”成员的家庭都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自己的孩子调离农村。国家计委一副主任子女，走后门参军回北京，不通过下面就把户口转走，下面根本顶不住。但对大部分知青来说，“走后门”是不可能的。 2月24日省委副书记薛韬任省委知青领导小组组长，省革委副主任张云任副组长。 6月16日至19日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 6月27日省知青办调研编写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的《汇报提纲》。7月3日省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第二期载《当前知青上山下乡思想动态》。8月2日省知青办发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1978]37号文件的通知》。8月17日至23日全省各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精神，研究开展调查，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作准备的问题，并布置当前工作。10月9日至11日西双版纳州委召开了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当前知青的思想动向，研究四条措施请示省委同意后即执行。 10月18日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写出《我们的心声》和《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到20日已刻印散发了302份。 11月11日，在联名信上签名的知青已经达1000多人，波及景洪、东风、橄榄坝和勐满4个农场，尤以东风农场反响最大。 11月9日，景洪农场十分场二队上海知青倪斌在景洪大街上贴出一张支持丁惠民的大字报，并将丁惠民的公开信公诸于世。丁惠民的公开信反映的中心主题是回城。 11月8日至21日，省委办公厅派人到西双版纳调查情况。 11月10日，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一队上海知青瞿林仙，因生小孩难产，农场医生由于喝酒抢救不及时造成死亡。瞿林仙之死引发了轩然大波。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数千人抬尸游行，由女知青之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瞿林仙的意外身亡如掀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让压抑许久的云南知青们发出了灵魂深处的怒吼。十一月中旬，橄榄坝的游行事态扩大，知青进人州府示威，景洪农场部分知青打出旗号响应。二十一日，州委公开表态，要求橄榄坝知青撤回农场。于是景洪农场万余名知青在丁惠民一声号令下，全线停工停产，揭开云南知青为争取返城权利而进行的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百日大罢工的序幕。 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11月23日，刚刚恢复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指出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决不可的地步。这篇文章把上山下乡完全归咎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破坏”。文章像一颗炸弹，给正在闹回城的云南农场知青火上烧油。 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景洪农场知识青年联名信被扣压的情况。邓小平在该来信上批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好工作，不应压制”。省委确定了“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多做工作”的工作原则。 11月27日下午3时10分，省农垦总局办公室电话汇报省委：景洪农场知青丁惠民23日在勐膜农场七分场召开一次大会，七分场绝大多数知青参加。 12月2日云南省知青办电话向国务院知青办汇报云南西双版纳各国营农场的知青情况。汇报说：最近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青组成了赴京请愿团，省农垦局工作组劝说无效，首批20多（实际是43）人已到达昆明。他们打算要组织1500人分批赴京请愿，已出发两批共92人，总指挥是丁惠民，副总指挥胡先国（东风农场重庆知青）、刘建国。所需经费由知青每人募捐2元，已筹了2万元左右。 12月3日东风农场四分场全体知青给上海市委发电报。电报说：《中国青年报》11月23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知青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话。8年前，我们深受林彪“四人帮”及上海代理人的欺骗，一锅端来到了农场，在农场几年里，深受“四人帮”在云南农场的代理人在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打击、身体上的摧残，已经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了，强烈要求一锅端回乡（上海）。12月6日晚丁惠民召集了几个农场知青负责人会议，地点在景洪农场执招待所，参加人数有40多人，会议定了两个问题：丁惠民和8个农场的知青负责人在景洪农场招待所附近胶园开会并演讲，主要讨论北京请愿的问题，准备采取三步走的办法。 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2月8日，云南版纳地区农场知青代表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选举产生赴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任总指挥，随即宣布举行无限期罢工。 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12月9日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增刊（52）载：最近一个时期，上海市接连发生下乡青年要求解决知青问题的游行请愿，人数最多时有上万人参加，并发生了冲击市革委会机关、堵塞交通、污辱妇女、抢商店、殴打民警等违法乱纪行为，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上海市委领导亲自出面，到第一线去做群众工作。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74号文件很快传达到全国。文件提出，逐步解决在乡插队知青的问题，对在国营农场的160万知青，则采取稳定方针。74号文件引起农场知青的强烈反响。 12月10日下午，数千名知青到上海市革委会门前请愿。市委书记王一平，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赵行志在市革委接待室接见代表，耐心说服动员。 12月12日省委工作组到达景洪。13日，工作组同州委开会，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分析形势，研究开展工作的办法。12月13日下午，省委工作组找丁惠民谈了4个小时，向他宣传中央的精神，也指出他们不对的地方。他说，我原来也没有估计事情会成这样，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尽自己的努力，不扩大事态，但是上访的事劝阻不了。 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出发。 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出发。 12月20日西双版纳各农场上访知青第一批43人到昆。省农垦总局派了六七个干部和省知青办、团省委一起去做工作。12月21日盈江农场一分场的知青到各分场进行串联，并组织了100多人到分场部贴大字报。 12月22日橄榄坝农场知青参加罢工人数已增达4000多人，占总人数的90%。 12月23日临沧地委副书记赵廷俊到孟定做知青的工作，农垦分局也派干部同去。 12月24日农垦总局工作组向省委汇报：晚第一批知青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与列车工作人员发生了打架事件，知青代表受重伤一人，伤势严重，一直昏迷。轻伤五至六人，农垦总局到现场工作的同志要求把伤员送到医院治疗，知青不答应。 12月24日晚，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强行登车不成，采取卧轨行动，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卧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晚上10时，在国务院的直接干预下，代表们被迫撤离。 12月25日国务院发出3点指示：（1）为了统筹解决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中存的问题，中央最近专门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研究提出了改进办法，形成了两个文件，已经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批准。（2）国务院决定，由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3）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坚决制止。同日，云南省委发出《关于贯彻执行国务院指示的通知》国营农场各基层单位要就地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全文传达，并认真组织学习，坚决保证执行。12月26日西双版纳州革委发出《贯彻国务院指示的意见》。 12月27日丁惠民带领的第二批"请愿团"到达北京，在天安门、西单张贴大字报、漫画。 12月29日第一批请愿团在昆明卧轨拦车后，中央派出由农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赵凡局长率领的中央调查团，迅速赶来云南。 12月30日由国家农垦总局、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共青团中央的同志会见丁惠民等28人。 1979年1月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程子华接见丁惠民等10名云南农场代表。 1月10日国务院工作组赵凡到孟定农场看望知青，受到夹道欢迎。下午四时，数以几千计的罢工请愿知青，突然不约而同地大放悲声，呜咽号啕着，向国务院工作组下跪了！ 1月12日橄榄坝农场党委电报省委：我场全体知青今天下午起，在农场实行绝食，要求农场党委按国务院1958年有关职工退职休的有关文件全部退职回动员地区，如不及时答复，全场知青准备绝食到底。 1月18日，国务院知青协在报送国务院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求报告》中提出六条意见，经国务院批准下发，实际是对74号文件有关条款的修正，为农场知青返城提供了政策依据。 1月23日，丁惠民等人给王震发出电报，对前一段活动作了自我批评。该电报于2月10日被《人民日报》略加删改后刊出。 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5月30日云南省公安局发出《关于准予返回国营农场的知识青年落户的通知》。 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至此，知青开始大批返城。 7月25日至8月2日全省知青财务会议召开。省知青办主任崔勇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8月31日据国务院《情况简报》1979年增刊（43）强调：要正确对待上山下乡知青。11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妥善解决插队知青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力争两年内把4000名插队知青安排好。至此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云南知青的大返城，掀起了全国知青落实政策、大返城的大高潮。 （作者系插队吉林的上海知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