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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20周年·电影改编茅盾小说笔谈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值得好好改编
——从新编电影《春蚕》说起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为了纪念茅盾诞辰，上海的青年导演根据茅盾同名小说重新拍摄了电影 《春蚕》。这样的艺术尝试，显示了今天的艺术家们的思考与选择。上世纪30年代，剧作家夏衍曾将茅盾的《春蚕》改编成电影，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夏衍自己在50年代总结改编经验时却认为，当年的改编并不成功。原因何在，他没有说，但在《谈<林家铺子>》一文中，他认为《林家铺子》的改编，是尽量避免了直奔主题的做法，没有让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主人翁的出路问题上，而是比较多地用故事说话，增加了艺术的回味。30年代左翼电影在关注社会时代的重大问题的同时，往往包裹着浓厚的政治说教，这是一个突出的现象。新拍的电影《春蚕》淡化了言说的立场而着意于文学作品的人物性格、命运和历史场面的展示，这一电影艺术的审美开掘，传递出茅盾作品的神韵。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大师级的作家不少，影响巨大的作品也很多，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的影像产业与今天难以媲美。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快速发展，但在文学剧本创作上，多多少少有点接不上气。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些剧作家和影视导演似乎忘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曾有过那么多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相对于西方影视剧对文学名著的改编，当今的中国影视剧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改编，显得很不够。夏衍当年曾说，在他看来，鲁迅、茅盾的一些小说是可以改编成很好的电影的，他特别提到鲁迅的小说《祝福》和《伤逝》，茅盾的《林家铺子》和《春蚕》。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一串作家作品的名字，应该更长、更丰富。如果说，当年包括《春蚕》等作品在内的左翼文学，改编成电影时还带有浓烈的时代色彩，那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文学经典化的色彩应该凸显出来。放在3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春蚕》等作品不仅仅告诉了人们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而且还在文学艺术如何处理时代问题上，体现出自己的力度。茅盾笔下的蚕农，与30年代左翼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是有所区别的，他不是阿Q式的流氓无产者，也不是闰土一样麻木不仁的贫雇农，而是一个殷实的农民。他精明能干，曾几何时，属于乡村里的精英阶层。凭自己的勤劳，的确是过上了舒服的日子。但时过境迁，到了30年代，不管他怎么努力，都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在表现30年代江南农村时，茅盾的敏锐，是超越左翼立场的，他是凭着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评论家的睿智，面对时代、社会。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始终保留在茅盾的文学思考中。60年代茅盾反对文学创作中流行的条条框框，要求作家摆脱这些，去写人物的复杂性，这一度被人概括为“中间人物论”。茅盾的这些想法，正是得益于自己的创作体会。
2016年9月于沪上
中国也应有自己的“文学遗产电影”
(责任编辑：日升)石川（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我看过郑大圣导演的两部根据茅盾小说《蚀》改编的影片《蚀之怀朴抱素》和《蚀之江枫渔火》，今天又看了朱枫导演的《春蚕》。这种影片，我们过去叫它“名著改编片”。我们这一代人，幼年时看过很多这样的影片，包括鲁迅小说改编的 《药》、《伤逝》，巴金的《家》等。还有英国BBC出品的大量“遗产电影”，像狄更斯小说改编的《雾都孤儿》、《双城记》等等。世界各国都把各自的文学名著拍摄成电影，作为自身的一种文化品牌。反观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名著改编在电视剧里还有一些，电影几乎没有了。电视剧体量比较大，年幼的孩子很难一集不落的看下去，这和他们没法完整阅读大体量的长篇小说是一个道理。电影改编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直观的精简版本，是一种很有效的文学启蒙，但现在几乎看不到了。这是电影文化职能上的一种缺失。 看小说需要文字阅读训练，但电影没文化也能看。影像比较直观，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如果我们都能从不同媒介接触到同一类名著，先电影，再原著，这种阅读经验就会让作品在我们大脑里扎下根，成为我们文化修养的一部分。所以我想，中国为什么不能像BBC那样来翻拍我们自己的文学名著呢？就像50年代的 《祝福》、《青春之歌》、《林家铺子》；60年代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 《包氏父子》、《阿Q正传》、《骆驼祥子》、《城南旧事》、《边城》、《日出》那样的片子。 当然这样的片子可能会没有市场，很难回本，一般的投资商不愿意投资。这就需要国家有一个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比如说能不能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牵头，系统性地搞一个“文学遗产电影”系列，把晚清、民国最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列一个目录或清单，分批改编拍成电影。也可以包括古代作品、当代作品、外国名著，分门别类，先后有序。当然，要做就要舍得花血本，动用最好的资源，拿出顶级配置。现在戏曲方面已经这么做了，上海才拍了《霸王别姬》、《萧何月下追韩信》。《霸王别姬》是用3D技术拍的，视觉上美轮美奂，只有这样才配得上经典的价值。这是舞台经典系列，其实文学系列也可以配套来做。 我们的文学改编观念也应有所创新，与时俱进。尊重原著只是一个方面，还要考虑如何用新的手段、新的视角、新的想象力来重新阐释原著。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样的翻拍会毁了原著。其实不会。好莱坞拍出了一版莱昂纳多版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剧被毁了吗？没有，莎士比亚还是莎士比亚，还能被更多的年轻人所接受和喜爱。这样的颠覆性改编，没有什么不好，也可以尝试，而不要成为禁忌。 “脱胎换骨”： 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路 刘海波（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是由这个民族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规定的。转型期的现代人，其思想观念、精神世界需要新的导引和填充，于是现代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理所当然构成了新的精神食粮。“鲁郭茅巴老曹”对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正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他们的痛苦、批判、思考、愤激和奋起，是我们民族宝贵的财富。因此，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必须得到传承，否则民族精神会荒芜。 当影像取代文字成为信息传递的优先工具，文学经典借助影像实现传承是无需犹疑的选项。茅盾以其小说创作的丰富和这些小说类型多样、情节密实、人物魅惑，拥有其他绝大多数现代作家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一个尚未被有效开发的文学宝库。 仅从“改编”的艺术与技术角度，笔者认为，根本原则在于“脱胎换骨”。这个原则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脱胎”，也就是说经典文学的改编的“胎”不能变，否则就不是“改编”，而是“新编、重写”，例如当前的许多戏说。这个不能变的“胎”指原著中的“角色及其规定性”，更具体说就是“角色的个性、价值蕴含”。而所谓“换骨”指故事的“情节及其叙事”要重新结构。这一方面是因为观众与作者的时代发生了变化，不“换骨”难理解，更重要的是“文学与影视是两种大不同的艺术载体”，有不同的艺术规律。例如文字的非直观性对于隐藏一个角色的身份易如反掌，然而换到影视里，除非给角色戴上面具或者整容，否则镜头会一览无遗地把秘密都兜给观众。众所周知，虽然叙事文学和故事片都是讲故事的艺术，然而文学的许多魅力并不来自故事而是来自文字本身，如同电影来自画面本身，越是伟大的作家和电影艺术家越是如此。承认这个现实，我们就会对改编的“换骨”从容接受，而不是扣上“不忠于原著”的帽子。 如果经典文学改编成影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而不仅仅是传承和遗产记录，那就要尽可能靠近类型化，找到恰当的类型定位。《子夜》无疑是都市题材的金融商战类型。《春蚕》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情节性不强，容量算是一个农村题材的小品，比较难定型。《腐蚀》则毫无疑问是绝佳的“谍战悬疑”类型。《蚀》最具类型特色，它既有女性青春类型特征，其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记录，也有了史诗片的类型特征。我们期待看到不被资金限制了才华的新版本出现。而这个责任不能甩给市场，政府应该从民族文化安全的高度支持民族文学经典的改编。 我们今天怎么“看”茅盾：一个电影史的视角 汤惟杰（同济大学副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重新观摩了桑弧先生导演的《子夜》，郑大圣导演的《蚀》五部曲，朱枫导演的《春蚕》，感觉从电影的角度来审视茅盾这样一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量级作家，能读出一些新的理解。 茅公的作品跟电影有缘，他的《春蚕》首次被搬上银幕是在1933年。他的作品的电影改编史——《春蚕》、《腐蚀》、《林家铺子》、《子夜》——一方面可以见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领悟到上海在现代历史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 茅盾先生1916年来到上海，开始文学、政治等多方面的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上海塑造了他，同时他也给上海现代文化涂上了一抹他自己的色彩。比如讲，如今我们谈1920、1930年代的上海，会提到它的都市现代性，茅盾小说中不仅有一九三〇年式的雪铁龙汽车、黄包车上半裸的时装少妇、股票、Beauty Parlour（美容院），也有百星影戏院、美国电影《丽娃丽妲》。当时电影在上海，更是个很时髦很先锋的媒介样式、技术样式。从文化上讲，茅公刚到上海才二十岁，进入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刊》，参与文学研究会，从事左翼政治实践，在当时也都是先锋之举。中国现代文学、现代艺术乃至现代政治，里面有非常浓厚的青年的气息，很先锋的面向，它本身可以看作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直接规定了中国现代文艺的基本气质。 上海电影有它的深厚传统，茅盾作品在上海电影人的镜头下，也会被赋予这座城市特有的风貌。1980年代改编的《子夜》，桑弧先生的文学剧本我看了，后来又找到了影片的完成台本，比照之下发现对整部作品的把握，在剧本阶段就已经非常完整，最终版本的影片与剧本差别很小，导演对茅盾作品总体的把握非常精准，细节上拿捏非常到位。影片开头，载着吴老太爷的汽车驶过上海街市，里面赫然出现了光陆大楼以及大楼墙上高悬的光陆影戏院Capitol Theatre的霓虹灯，导演在此应该是有意为之，小说中并没有提到光陆，而导演则想通过这场景的细节来串起茅盾作品与电影的特殊关联。 郑大圣导演对茅盾《蚀》以及相关作品中的那个青年主题是有自己独特的理解的，他的电影版本中呈现的各类年轻人形象最是动人，他们有的迷惘，有的动摇，有的最终有了新的选择，应该说导演很敏感地搭准了这个青年主题的节律。朱枫导演在处理《春蚕》的时候，根据他自己对茅公当年的语境的理解，特意强化了一条线索，在那个农村的环境中悄悄地提示我们，这不再是一个田园牧歌的历史，他用乡间孩子嘴里上海人“白布上演戏”（即他们还从未见识过的电影），凸显茅盾笔下的乡间已是都市背景中的农村，那个始终未出现在银幕上的“上海”，对乡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自有一种莫名的召唤力。作为新一代导演，朱枫和郑大圣改编的影作，体现了上海电影人依凭身后这座城市所赋予的感受力，从现代经典中汲取灵感，不断开掘其文化蕴涵的意愿和努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