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已不用再去插队，很多知青已在返城，但他还是与南京的十几位同学去了延安插队，带着理想与激情。
清明。 窗外满是桃红烟柳、草长莺飞、青苗依依。带着思念和怅然的心境，去了京郊潮白河边弟弟安息的地方。这个熟悉的地方，每年我和家人去两次。这是一种仪式，神引领着我们与骨肉兄弟如约相见的仪式。 在有些陈旧的墓碑上，刻着两句话“你是一片永久的绿叶，永远珍藏在我们心扉之间。”“刚结束一次无悔的跋涉，又开始一场神圣的远征。”这是当年我们兄弟姐妹反复商量后写的。  一束鲜花躺在碑上，显然已经放了不短时间了。送花者也许是他南京的中学同窗，也许是插队的战友，也许是当年初恋女友。。。。。。这二十多年里，这样的情景出现过很多次了。 弟弟从小就有一个大脑袋，排行老五，是几个孩子中最小也是最聪明的。但小时摔跤总是头先着地，还常常头上摔起大包。母亲曾一直担心他将来不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的少年时代是在南京一个军工厂大院度过。弟弟好动，常常玩的乐不思蜀。母亲黄昏时在三楼上对着院子大喊：“小老五，回家吃饭了”！浓重的云南口音，被同院的孩子们听成“小老虎，回家吃饭”。从此小老虎成了他的外号。外号倒也贴切。他活跃、勇敢、果断、喜欢交友。上中学后，又是校宣传队的，又是校足球队的，还能写一手好诗。比我活跃多了。  后来，我高中毕业回了山东老家插队。一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地里播玉米，我的一个小侄跑来叫我，说五叔来了。弟弟去北京旅游路过山东来看我。告诉我：很快就准备和南京几所中学的十几个毕业生去延安插队去了，虽然他们这届已经可以不去上山下乡了，那年是1975年。我们在一个土炕上聊到很晚，第二天弟弟就上路了。不久就去了延安。 一年以后的一天，又是小侄满天大汗地跑到田头送给我一份母亲发来的电报：弟重伤，速回。 我第二天一大早就上了长途汽车，当我赶到济南火车站买火车票时，售票员冷冷的说：上级指示现在是非常时期，去北京必须要公社一级的介绍信。我拿出电报给她看，急切的央求她，说我家在北京（那时我家已迁往北京）。稍犹豫后，她把票卖给了我。 当晚我回到北京的家，家人告诉了弟弟的情况。他上山給队里的小牛采嫩树叶，从树上摔下来，摔断了颈椎，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当我匆匆赶到医院，你安静的躺着病床上，还微微朝我一笑。这年他十八岁。 经过一短时间治疗后，弟弟回到家里。在病床上开始了另一段全新的生活。在继续做了几次手术后，大夫告知，他将不可能恢复，生命周期在5-10年。他开始继续写现代诗，开始自学英语。保持身体不萎缩或恶化，每天坚持艰苦的锻炼。我看到的他总是开心自信，没有消沉、埋怨，他的小屋总是充满开怀爽朗的笑声。后来，我从山东考上了东北的一所大学，只有每年寒假才能见到他。我的两个姐姐也为他的生活、康复、学习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 毕业后，我工作、成家、结婚。虽家在北京，但也只每一两周回父母家看他。 由于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后来他得了尿毒症。通过持之以恒的自学他的英文已大大强于我在大学四年的水平，他开始尝试翻译英文资料。家人尽力去找一些英文资料给他翻译。他为研究所和企业翻译科技资料，也尝试翻译文学方面的文章。我也曾为他联系过几家研究所，由于种种原因都没了下文，这成了我一生的遗憾和追悔。 九二年，我辞职下海去了香港。不到半年，一天上午突然接到太太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线那边传来有些异样的声音，她说我弟弟近期身体一直不好，昨天身体突然不适，送到医院抢救。。。。。还是走了。 当我再次见到弟弟时，他已经躺在狭小的冻室里，脸上平静如水。瞬间，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再也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和他天空海阔的聊天玩笑了。那些日子我夜里几次泪水长流，常常被巨大的痛苦笼罩，人生中第一次体会悲伤而难以自拔的滋味。  二十多年过去了，墓碑旁边的小松树已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弟弟除有过一场刚开始就戛然而止的初恋，未曾有过多数的人生经历：上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因为那次事故，他失去了这些机会。如果没有那次变故，我深信他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并拥有美好光明的人生。这点家人和朋友们都深信不疑。虽然，他是在上山下乡中重伤并最终早早失去生命，但我和家人从未听过他的一丝后悔和抱怨。插队那段艰苦短暂的时光，曾寄托了他美好单纯的理想和追求，使他拥有美好的回忆。 如今，我们已老，时代巨变。弟弟却永远定格在34岁俊朗向上、充满生机的年华，他的善良、单纯、正直、信仰和忠诚也永远定格在我们记忆中。 想起弟弟时，眼前总是他开朗的微笑，清澈的双眼。 昆立，秋天我们还来看你。 (责任编辑：树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