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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全不同的叙事与评价立场 2008年以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不同作者的叙事角度与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与作者们上山下乡的经历的不同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知青回忆录，无论是集体的记忆还是个体的自述，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各执一词，是九十年代的“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争论的继续；很多人感怀知青岁月磨练造就了自己，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认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战略，是国家发展的既定方针，是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更多的人是对上山下乡不持是非褒贬的态度，而是以客观的叙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倾向。 文革期间去山西雁北地区山阴县康庄插队的北京知青赵杰兵自述体回忆录《康庄往事》是读者评价较高的知青回忆录，他是1979年初，作为过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部副部长赵凡的儿子，他去山阴县插队正是他父亲作为“黑帮分子“被关押，他成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康庄的老百姓没有歧视他，他和农民打成一片，将自己的文化知识运用到这个盐碱地，缺水的落后乡村的改天换地的劳作中。乡亲们很快认可他，推选他当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成为贫下中农的主心骨。以后他非常幸运地被推荐去北京大学上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山阴县和康庄，继续带领贫下中农学大寨，一直到1978年后，中央落实政策，他被调到中央纪委工作。但是，他仍然一直和康庄的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到他退休后还和当年在康庄的几位知青出资为缺水的康庄设计打了一口深井，终于解决了农民终于能够喝上甜水的愿望。赵杰兵是中国知青中为数不多的，一辈子将自己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他是真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知青。同时在他的书里不乏对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因袭已久的缺点，感觉到如何引领农民从精神上的解放与提高。所以他的自述充满了改造农村与农民的新思维和正能量，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知青回忆录。 镇江知青回忆录《我们的知青生活》中，石耘写的自述《我耕耘，我快乐》以充满激情的文字自述了1969年3月到黄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七团三十三连插场，在这里上山下乡整整十年，变换过不同的各种岗位，甚至在1971年9月到1972年11月被作为“5.16分子”的嫌疑被押回镇江关押一年多，但是她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读者从她的自述里感受到的是一位不怕苦，不怕累的女知青的忠诚；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对自己追求的事业的忠诚，她终结自己十年的知青岁月说；“回首一生，风雨中没有悲观，顺境中不曾骄逸，逆水行进中没有沉沦。前行中始终保持一份自励和勤奋。显示一份坚韧自信与包容。” 湖州知青许瑞林的自述《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他以一种平淡冷静的心态，来叙述自己长达十五年知青生活，与大多数知青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他不是将自己作为一个被时代抛弃在社会底层的流放者来倾述自己的苦难，以及自己如何与命运抗争。他作为文革前湖州市第一批去农村插队的城镇青年，他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高高兴兴地到农村插队落户的，他没有想到这一去会回来，他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态去当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他一去就是十五年，他的青葱岁月是在南埠农村度过的，在那里有他留下的汗水，有他的友谊和爱情，也有他含着泪水的欢笑！他在南埠成为一个走四方的木匠，今天是杭嘉湖平原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苏州知青顾鉴明的《十五岁的知青-----下乡后的那些岁月》是一本与众不同的知青回忆录，他到农场当知青还不到十五岁，还是一个天真的不懂事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人生的摸爬滚打，他几乎是在农场长大的，在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呵护下长大的，在他的自述里没有多少苦难的倾述，更多的是他在不同的时间，与一个又一个女知青的爱情故事；有的是朦胧的，有的是山盟海誓的，因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阳光少年，这让我们想起著名作家何其芳的一首诗《我为少男少女歌唱》。几年后他的知青岁月结束了，在返城的知青队伍里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子汉，知青岁月磨练了他。 2013年6月，湖南长沙文革前去湘南江永的知青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异乡故乡----长沙知青在江永》，这部70万字的知青回忆录真实地记录了文革前5000多长沙知青下放江永的真实生态，这些知青大部分是出身不好的知青，许多人学习成绩优秀，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当时的“阶级路线“拒之高中、大学门外，他们不甘心做无业的社会青年，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上山下乡，去艰苦的湖南与广西交界的江永农村插队，脱胎换骨，做社会主义的新农民，经历了许多磨难。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在道县和江永等地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贫下中农法庭“杀害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亲属“的事件，长沙知青有多人被活活打死，从而发生3000长沙知青大逃亡，他们辗转几百里在解放军的保护下逃回长沙。这本书出版时出版社坚持要将这些负面内容删除。该书的主编在序言里这样“自我解嘲”：“对历史的记忆的理解，阐述又必然带有某种思想立场，难免包含偏见。但是，只要每一个人都有表达历史记忆的权利并且实现了充分表达，片面就会在互补中走向全面，偏见就会在对话中逐渐消解，达成共识。” 2009年12月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系教授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中国文革前老知青回忆录》重庆出版社出版。这套两本的知青回忆录，主要收录了文革前去大巴山插队的重庆老知青的自述，邓鹏就是一位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连高中都考不上的重庆社会青年。这是一个无声的群落，因为他们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他们是身上打上”黑五类“烙印的不可接的“贱民“，大巴山的父老乡亲以广阔的心怀接纳了他们。但是极左时代的社会环境，使他们的接受再教育磨难重重，其中包括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他们的伤害。因此他们对知青岁月的回顾只能是对黑暗和苦难的控诉，声声血泪，知青的上山下乡对这个群体来说只是一场灾难。虽然文革后许多人走出大巴山，新时代赋予的机遇和他们自己的不断努力，他们中一些人成为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对大巴山区所有的回忆仍然是不寒而栗。邓鹏参加了2008年12月在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举行的“2008，上海知青学术研讨会”。他乘飞机近20个小时赶到复旦大学的会场，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学者，第二天他又辛苦地飞回美国。他说；“我是代表一个群体来这里发言-----一个无声的群落”。他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氏乌托邦”。他认为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较之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时期的城市青年下乡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暴力，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却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蒙昧。实际上它是毛泽东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包含的空想主义的组成部分。 对于各种不同叙事和评价立场的知青回忆录，我们都不要排斥，应该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这种差异性。赵杰兵在他的后记中说；“我们不要用自己的经历去否定别人的经历，也不要用自己的感受去否定别人的感受。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知青生活多样化的现实，才是尊重历史，才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那段逝去的岁月。”（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