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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兵团知青的自述成为知青回忆录的主体。 2008年后问世的知青回忆录数字无法准确统计，但是在数千种回忆录中，各地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自述占据了主体部分。其中以黑龙江省的兵团知青最多，因为在文革时期，黑龙江省是接受各地知青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不仅是本省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一共70多万人，包括四川泸州还有1000多知青去黑龙江的孙吴等地上山下乡。广袤，肥沃的黑土地敞开胸怀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他们唤醒了这块沉睡千年的处女地，这批年轻的拓荒者将文明和先进的城市文化带到黑土地，躁动起青春的激情，创造了东北平原三千里江山空前未有的繁荣。至今黑龙江的父老乡亲们年年不忘各地知青给黑土地带来的发展变迁。现在，黑龙江省是建有知青博物馆最多的一个省，北大荒造就了一大批知青作家，画家，学者，他们许多人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7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在黑土地上整整耕耘了十年，他们来时才十六七岁，1979年大返城，如潮水般拥挤在南下回城的火车上的知青们，一个个都是满脸沧桑，他们回到生活的原点，重新创业，他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和国宝贵的财富！ 自1991年开始，黑龙江兵团的知青就出版了知青回忆录，第一本就是《北大荒风云录》，接着各个师团的知青，还有不同动员地区的知青先后出版了群体性的回忆录。2008年后，许许多多黑龙江的兵团知青的各人自述体回忆录如雨后春笋般问世，叙述他们在黑土地各自不同的知青经历，怀念那些艰苦而充满向上张力的年年月月，他们落在那里的血汗，泪水，甚至是鲜血与生命。他们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烦恼和痛苦，辛酸和委屈，他们的希望和抗争。一些知青的自述甚至没有回避在那个特殊历史条件下，在知青中曾经发生的人性扭曲，灵魂卑污的阴暗面，那些至今令人伤痛的知青的非正常死亡与恶性案件。原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宏图采访了近100位知青写作了知青自述的集子《我们的故事》，这是近百位兵团知青的的人生经历与他们灵魂的呼唤，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上海知青方国平多次重返黑龙江调查当年发生在上海知青中的非正常死亡，寻找他们的墓地，在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支持下先后出版了《寻找亡灵》和《生命记忆》，以告慰离去多年的知青战友的在天之灵和他们的亲人。上海知青张刚主编的《北疆知青第一村》汇集了1969年去黑龙江畔爱辉外三道沟村60多位上海知青和当地村民的自述，书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段真挚的话语，都体现了每个人的生命中深入骨髓的情怀，仿佛又回到那火热的年代，那是永不逝去的青春岁月。北京女知青子蕴是北京贝满女中毕业的才女，为了照顾弟弟，选择去北大荒兵团的32团上山下乡，她的自述《我曾经的名字叫知青》是在台湾出版的，她多位现在已经是著名学者的兵团战友欣然为她写序，她以诗人般的情怀抒写了文革期间家庭的际遇和北京的社会环境，知青们在社会动乱中的友谊和爱情，他们的明天是混沌的，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以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知青时代。她的文学艺术的天赋使她在一个偶然的际遇中成为知青中的笔杆和文艺宣传队的骨干，以后为了爱情远去大杨树。她在那里整整十年，以后以“病退”名义带着儿子返回北京，一无所有，打零工，在街道上卖大山楂，在药店站柜台，锲而不舍的性格使她终于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她的自述叙事的烂漫风格和语言的清新流畅，明显受到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影响。 在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先后有20多万知青涌入新疆支边，除了有计划地组织动员来的上海，天津、浙江等地的知青外，还有大量自行“蛮流”来的各地知青。四川作家杨牧写的自述《天狼星下》就是一部“蛮流”人群在新疆的心路历程。当年去新疆的支边青年大多数已经重返他们的故乡，早已开始新的生活，但是，曾经充满苦难与奋斗足迹的第二故乡------新疆，融入使他们梦牵魂萦。自2008年后，不同动员地区的新疆知青们纷纷撰写回忆录，如上海知青写的《戈壁深处的呐喊》、《大时代的记忆》、《塔里木的上海知青》，《苦恋三部曲》；天津知青的《那梦牵魂萦的地方》，武汉知青的《西眺烟云》、《青春的选择》等。 云南十万知青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他们在1978年发起大返城运动，是中国知青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云南是我国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多民族文化的摇篮，自古以来，云南的屯垦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越，但是这里闭塞的交通和兵团落后的管理方式，使它根本不具备接受十万知青的条件，所以这十年在云南兵团知青中发生许多非正常死亡和恶性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云南兵团知青自述中对苦难与抗争的倾述，远远多于对知青岁月的赞美。 2008年前后，云南兵团知青出版了一系列的自述体回忆录；成都知青的《飓风席卷过热带雨林》真实生动地再现了1979年元月中旬，在临沧的孟定以成都知青为主体的罢工请愿绝食向国务院调查组下跪，促成知青返城加快了进程。当年云南知青中发生了太多不堪回首的痛心疾首的事情，所以他们的自述与北大荒知青的自述有很大的不同。东风农场（即一师二团）和橄榄坝农场（即一师四团）是出版知青回忆录追多的两个知青农场。如东风农场北京知青的《八千子弟》，上海知青的《勐尨记忆》、《一位上海知青的274封家书》等。 1978年10月橄榄坝农场女知青瞿林先之死是酿成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导火索之一，当时这里知青的情绪像一堆干柴。所以知青回忆录多达十余本，如上海知青的《回首是绿》，重庆知青的《那红那绿那八年》，《雨林中的路》等。《雨林中的路》的作者姚林义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2014年整整一个夏天里，他将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每一天烧5盒香烟，终于完成他多年的心愿，将自己参与的1978年底至1979年初，橄榄坝一部分知青以过激的方式促成提前以集体退职返城的往事写出来，他的内心平静了。东风农场的上海知青余杰是一位热爱阅读，勤于观察，冷静思考的人。近几年，他将自己的云南兵团知青的经历和思考，写成八册回忆录，有对南疆知青岁月往事的回顾，有对1978年云南知青大返城动因与影响的辨析，有云南兵团知青的后知青时代的生存状况的调查分析。逻辑缜密，论据确实，充满思辨的色彩，他的这些叙议结合的文章有16篇被共识网采用。点击者无数。 鲜为外界知晓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十一师的知青，他们的经历的曲折超乎许多人的想象，2010年，文革前去甘肃农建十一师的天津知青编写了《祁连山下》，披露了当时的因缺少粮食造成的大饥荒，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农建十一师的武斗，知青参与其中，有的被杀，有的成为罪犯。现在定居在山东济宁的天津知青邱静波的自述《兵团岁月》客观叙述自己在甘肃农建十一师的22年屯垦戍边曲折的经历，向读者展示在哪个特殊的年代一代知青的理想，信念和坚忍不拔的奋斗历程；叙述在“大漠孤烟直”的背景下，他们的蹒跚脚印，揭示人性的善恶美丑。 扬州知青王家林在黄海边的兵团农场上山下乡十年，在2008年，他写成的自述《兵团岁月四十年记》中，他敏锐地将他所在的连队十年中所发生的事链接到江苏以及全国知青状况的宏大空间去比较，剖析它们之间微观的和宏观的微妙联系，以洞察知青运动发展的走向与趋势，使他很早就形成民间思想家的超前的目光与深邃的批判意识，难能可贵 现在定居香港的广州知青张穗强现在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文化学者。文革期间，他去海南岛的加鍤农村上山下乡七个年头。在这块红土地上，他经历了南疆垦荒的磨练，感受到人生岁月的艰辛；在那里，他面对过无数的彷徨与打击，铭刻下对国家民族的思考和反省。40多年来，无论他经历过什么，他都将知青岁月赋予他的精神财富，不断挑战和超越自己。2013年他出版了自述《走出胶林》，他用文字唤起这段沧桑岁月展示自己走过的风雨拼搏路程，告诉人们，唯有不断的奋斗，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命运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宁夏银川的孙永宝出身在一个多子女家庭，家中只有母亲带着几个兄弟姐妹，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遥远的南方农场劳改。他是为了找一个饭碗，减少母亲的负担，去六盘山黄卯岭林场上山下乡。他是一位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16岁知青。是黄卯岭林场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的关爱，使他长大成熟，以后成为一名林业警察。大返城后，他自学成才，将自己难忘的知青经历写成自述《峥嵘岁月》。他的自述披露了长期为外界不知道的宁夏文革的社会环境与文化生态。特别是鲜为人知的是：1958年，上海市政府将近2000人的数百个家庭动员移民到刚刚建市的银川。这些家庭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男主人都是被专政的劳改犯，正在服刑；每一个家庭只有母亲和孩子，这些母亲拖儿带女几乎是被强制性地移民到银川，成为这个西北城市的另类“上海村”。这些家庭所经历过的苦难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的自述还详细地介绍了他经历过的宁夏文革时期的动乱年代。银川本土并没有多少知青，但是在文革前的1964—1965年，宁夏接受了近万名北京知青和数千杭州知青。北京知青和杭州知青左右了宁夏文革时期的局势，形成两大派，在塞外江南演绎了一场政治较量，发起武斗。所以孙永宝的自述是外界了解文革时期宁夏社会状况的非常有说服力的佐证。 4.插队知青自述体回忆录形式的多样化 在全国1700万知青中，分散插队的知青占大多数，由于他们上山下乡的时间段和插队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们的知青经历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也是完全不同的。2013年3月在珠海的里埃维拉社区举行了由内蒙古知青刘欣主编的《我们的后知青时代》的首发式全国各地200余位知青与会。这本50多万字知青个体自述的汇编，它与以往知青回忆录不同的是，该书收录的是，一代知青在结束知青生活回城后以个体的形态面对变幻莫测的社会经历的方方面面。作家叶辛评价说；“本书叙述的是一代知青返城后的人生经历。他们踏上返城之路的艰辛，他们重新面对都市时的困惑与挣扎；他们以高龄考生的面貌拼搏走进大学；他们在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自己的归宿和展开新的追求；他们经商，当个体户，他们中的一些人，随着国门的洞开去“洋插队”。他们在各自的人生旅途中寻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标，生活和事业展现出光焰时，他们没有忘记曾经有过的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反哺曾经插队的农村与农场，他们把此视为心结和责任。这生动地表现已经进入人生深秋的一代人，虽然各自的知青经历和后知青经历也不同，他们对国家、对人民的爱和忠诚是不变的，这是他们共同的价值追求。使读者们都能够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跃动。 武汉女知青高双桂的知青经历比较特殊。她在下乡后不久，由于她特别能够吃苦，由于她的文化修养而形成的能力，就被选拔为新洲县一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从1972年到1982年，她在这个岗位上整整干了十年，其中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和文革结束后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难能可贵的是她完整地保存着十几本人民公社时期的日记，工作笔记，手稿和调查报告等一大批原始资料。2011年，高双桂在她现在工作的江汉大学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了《一位公社女书记1972到1982的日记》。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武汉大学的冯天瑜教授为其题词“时代的剪影”。高双桂十年3600多天的日记，反映了普通人“也有记录国家重大政治事件的习惯”。她是一位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的知青代表，她的日记折射出一代人在那个特定时期的观念，思想与激情；日记截取的时代是文革的后半期和改革开放的前期；它反映了两个时代的摩擦，交汇与演变。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特殊的时期。虽然这个时期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可供我们研究。但是，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中，农民的思想如何发生变化，基层干部的观念是如何在困惑中转变，集体生产与联产承包两种生产模式是如何更替的。所有这些具体的，微观的素材在日后是极其难寻的，这位女知青干部的日记，作为原始的资料，纪录了每一个细节，记录着亲历者的喜怒哀乐，这是一种历史的缩影。高双桂的十年日记的出版是对这一时期的农村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宝贵借鉴。 插队知青的个体自述个性化，内容千差万别，但是在叙述形式上也具有同一性，如北京知青林小仲和安育中都是文革前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林小仲先后去北大荒和内蒙古草原插队九年，1978年返城后又经历了当工人、团中央的干部，以后又下海经商，成为商界的文化精英；安育中到山西黄河边的夏县插队，以后也经历了当工人，国家干部的人生道路。题目都具有诗人气质，林小仲的自述《梦随风万里》和安育中的自述《我的知青部落》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甚至字里行间透露的烂漫激情都是那么相似，这并非巧合，而是较为相似的经历和思想倾向，烂漫情怀，文学艺术的修养底蕴使然。 在这一时期，插队知青个体的自述汇编成集形成一种一个文化圈的空间也不乏可见。如《流逝的记忆》是武汉三中老三届知青的个体自述的汇编，而《耳顺平天下》则是南京十中（原金陵中学）在洪泽湖畔泗洪县插队的老三届的回忆录。 近期知青回忆录的大量出版问世，无论是正式出版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文化现象。作为千千万万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当事人和亲历者，将这段难忘而复杂的历史记录下来，传播后世不仅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是一种神圣的使命。因为世间所有的事物，金钱，名利，物质都将在岁月的风尘中化为灰烬，只有文字可以保存下来，传播于后世。 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多少希望和前途的。我们作为这段历史亲历者，见证者，必须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一般的证言，这不仅一个人，一个庞大群体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记忆！ 转自《刘晓航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6ab96f0102vwq0.html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