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会是公众记忆活跃的一年。今年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40周年，是唐山大地震40周年，还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40周年。同时它也是“文革”被错误发动50周年。

　　相关的回忆会一波波涌现，由于时间已经久远，它们大多数将很平和，一些细节会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很难形成轰动性。

　　然而少数一些人围绕“文革”的争论正开始新的发力，一些超越回忆与纪念的东西试图在舆论场上扩音。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主张包括：中国社会应当在今年“彻底反思文革”，打破“官方回避文革错误”的局面，以防止“文革的重演”。还有一个相反的舆论群体呼吁“重新评价文革”，强调“文革被妖魔化了”，他们把那些年卫星上天、氢弹爆炸等成绩都记在了“文革”头上。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人们更多谈论“文革”是正常的事情，但夸大中国社会存在“彻底反思文革”的紧迫性，要求把反思“文革”从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特别突出出来，甚至宣扬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却是不应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全社会对“文革”做了从组织上到思想文化上的严厉清算，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是那场清算的高潮。无论党的文件还是代表公众认识的文艺作品都彻底否定了“文革”，“文革”这个词汇本身具有了强烈贬义色彩，那场运动的定性已不可能在这几代人中翻转。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构成了对“文革”在社会实践层面的深刻否定，这为历史支持国家对“文革”的上述定性提供了超越价值观的实证基础。说到底，价值观定性有其脆弱的一面，而改革开放与“文革”的反差到什么时候都无法撼动。

　　当然，“文革”中的一些突出表现并没有在后来的中国绝迹，被称为“文革余毒”的东西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能找到一些。比如“文革”中流行斗争，盛行扣帽子、贴标签，鼓动非好即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左”即右的极端逻辑。不难发现，这一切在今天的舆论场上仍属于“常见病”。

　　然而这些“文革”遗风在西方政党斗争中也比比皆是，这让我们想到，或许它们更多是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白热化的伴生现象。看看西方一些政客抨击中国时的激烈样子和他们扣给中国的一顶顶帽子，他们是不是也挺像当年的“红卫兵头头”的。

　　社会难题需要耐心加以解决，激烈政治运动“扫除”不了它们，愤世嫉俗的舆论声讨也未必就能帮上大忙，这是“文革”留给中国社会的主要教训之一。“文革”之后中国走上了法治建设的漫漫征途，走向了社会的全面开放，国家的发展和民权逐渐建立在焕然一新的基础之上。应当说，中国全社会对“文革”的警惕已经制度化，并且不断被新的社会现实筑牢。

　　要求国家辟出大块精力“彻底反思文革”的那些人，一部分在“文革”中受到直接伤害，深陷那场运动，至今难以自拔。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要“借古喻今”，通过追究“文革的责任”煽动人们对执政党的不满，把所谓“反思”变成与现行政治体制做斗争的思想政治动员。

　　要求“重新评价文革”的人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些人是认识问题，另一些人则同样带有现实政治考虑，他们的目的是要否定党的改革开放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倾向的人相互攻击，使对方和自己都因彼此的斗争变得愈发极端。但这两拨人都不代表中国主流社会的认识，中国社会对“文革”的总体评价相当稳定。这种稳定也使得今年人们对“文革”的回忆将肯定多于往年，但决不可能走向某个颠覆性的新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