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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后问世的以个人自述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叙事的宏大背景，深刻的反思精神；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在1998年出版了他与定宜庄合作的《中国知青史》，这是一部以详实史料和统计资料来综述中国知青历史的权威性著作。极具学术价值。从那以后，他一直打算写一部类似“落潮”的续篇，来反映知青大返城后的曲折经历。知青大返城后，知青们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社会各阶层。进入90年代中期，社会转型，国企改革，大批知青作为改革成本的主体被边缘化。使得“知青”问题重新突出。他决定采用个人口述的方式来写。在差不多三年时间里，他采访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青近百人，然后从中精选出几个不同的典型；第一类是当年知青的典型，包括当时被树立为“反潮流英雄”以后被批判的几位知青。他们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但是，他们以后的经历大相径庭。他们身上当年的光环早已经褪去，但是作为推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身世沉浮，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对象是知青中被誉为“民间英雄”的知青领袖，他们是在文革即将结束时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风暴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如1978年发起云南版纳知青大返城的领袖人物，1980年发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克苏知青返程请愿的几位上海知青。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高举“我们要回家”的旗帜，以“不回家，毋宁死”的勇气和胆识，掀起雪崩似的知青大返城狂潮，为终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上句号。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到民间，归于平凡，隐入当代社会的边缘。 第三类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草根知青，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一样；下乡，返城，下岗，再次创业或者再就业。但是，他们的经历有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他们的曲折坎坷，奋起拼搏中，实际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体验。 刘小萌所采访的这三类完全不同类型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感受和评价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口述都极具个性。刘小萌终于完成了《中国知青口述史》，他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知青人物的描述，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对知青典型，一般以围绕上山下乡的介绍讲述自己的经历，以突出日后他们成为榜样的动因与社会环境。对来自民间的知青领袖，则以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的动因以及参与策划与参与的过程作专题性叙述。对那些普通知青，多半以采访他们从童年时代的家庭遭遇到青年时代的生活挫折以及现在的生活状况为主线来叙述。 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给知青历史和知青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和空间。这种非虚构的纪实写作，以宏大的时代背景，从文革的风云变幻，上山下乡运动的曲折，大返城的波澜壮阔，将知青的个体与群体置身于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沉浮中更具有浓厚的时代感。这种叙事方式更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更使读者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种口述的叙事方式，使来自民间的长期被压制的话语权有了一方表达的空间，使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历史的表述中，虽然他们“人微言轻”，但是，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评判者，这是一中更真实，更富有血性的声音。 上海知青欧阳连，王良德主编的《戈壁深处的呐喊》以历史画卷般的展示，回顾从1963年开始，上海十万知青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边的经历，他们把都市的文化与文明的生活方式带到天山下，伊犁河畔，戈壁沙漠；驻地窝子，啃玉米棒子，经历想像不到的艰辛磨难。其中还经历了文革时期新疆的武斗混乱，许多知青被批斗，流亡。到了1980年代初，他们已经来新疆十七年了，依然一无所有！1980年，阿克苏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在1979年云南知青胜利大返城的激励下，也发起一场返城运动，他们罢工请愿，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在阿克苏市政府静坐，广场上黑压压的全是情绪激昂，悲切的上海知青，他们在为获得回家的权利，以生命的付出在抗争！但是，他们的返城之路被沉重地关上大门，本书以时间为顺序详细地记录了事件发生，演变的每一天的大事。这些沉痛的文字记载了他们的希冀，痛苦，愤怒和失望。谈判的一波三折，天真单纯与阴谋暗算的较量。雪上加霜，三位知青不幸在一场车祸中死亡，使知青们的情绪更加激愤，事与愿违，这场请愿以几位发起者的判刑而结束。80年代后，动员地区的上海市政府想方设法，使大批支边知青从新疆返回他们的故乡---上海。使他们渐渐融入这个已经陌生的现代化大都会，安度人生的晚年。这是第一本阿克苏知青返城事件的发起者和亲历者的自述体的回忆录，时间上经历了长达50年的跨度，他们毫不掩饰地坦诚地自述这段沉痛的往事，以及十万上海赴新疆支边知青返回上海的种种艰辛苦难，他们在返回上海后，又面临的种种被视为另类的辛酸苦恼，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为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做出的努力。时隔半个世纪后，这些已经进入老年的支边知青们重返新疆，看到自己青春陨落的大戈壁，沙漠变成绿洲，他们无不热泪盈眶；“当年，我们在一首“在西去列车的窗口“诗歌中，满怀激情赴新疆，多年后，我们离开你，是那么地恨你，现在，我们回来了，我们又是这么爱你！”。 我在文革期间曾经在皖南农村插队七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考，成为1977级大学生。80年代初，第一次读到上海知青作家叶幸的《蹉跎岁月》潸然泪下，从此萌生了要为知青一代人立言的决心。1996年参与出版第一部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1989年，我读到《海南纪实》刊出的张力莆写的《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一文，这是第一次向外界披露1978----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真相。紧接着，九十年代兴起的知青文化热中，各地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和知青题材的小说，报告文学中陆续反映这段终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但是，令人感到缺憾的是，没有一部全景式多视角反映云南版纳知青发起大返城运动的书，给人一种语焉不详，断章不全的感觉。这也难怪，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十万知青是由北京、上海、四川，昆明四地知青组成的，需要有人来整合这段历史。于是，我开始去收集云南知青的历史资料，在几年时间里，我深入到重庆、成都、上海、北京等地采访了近百位云南知青，他们都是这历史一事件的亲历者，特别是发起版纳知青返城北上请愿团的群体。作家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他的采访，还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保存20多年的珍贵资料（三份请愿书的底稿和油印件、简报，北上日记，工作笔记，500多张照片及实物），他在2002年6月还成功地采访到当年作为国务院调查组组长，国家农林不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及调查组其他成员。对这些亲历者的采访，他们的口述是最有说服力的资料。 我在获得这么多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奋笔疾书，在6个月时间里，我沉浸在沉重，愤怒，悲伤中，泪水经常模糊了我的双眼，终于在2002年三伏天火炉城武汉39度的高温中完成《我们要回家》，这部53万字的纪实作品。这本书的前半部在云南从古到今屯垦历史的大背景下，文革期间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其接受的10万知青的安置教育的基本情况，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知青在兵团时期的真实境遇，1974年兵团撤销，恢复国营农场体制后，在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下，云南垦区知青中发生的微妙变化。这本书的后半部，从第十一章开始，切入景洪一团知青为主的版纳知青发起的“我们要回家”返城请愿运动，基本是以当事人的口述为主，并以当时公开的官方的资料，披露在1977年后，党和国家领导层为拨乱反正，妥善处理知青问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门的决策与举措。书稿在2002年6月就送到北京一家大出版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书稿“胎死腹中”一直迟迟不能出版。最后在万般无奈，由知青出资在香港出版，该书一问世，立刻成为枪手书，成为云南知青的珍藏。这本书被国内外的学者评价为是知青文学的标杆性的优秀作品。 这本书出版已经过去多年了，作者深感当初写作这本书时，由于条件的限制，采访还不够深入，比如对第一批北上请愿的知青群体和成都知青，对当时留在版纳坚持罢工的知青的采访不到位，难免出现“以讹传讹”的不实和错误。近十年来官方披露的知青档案资料渐多，特别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邓小平在历史的转折点》，第一次披露了中央高层领导对解决云南知青闹返城的态度，邓小平说出掷地有声的一句话；“让娃娃们都回来吧”，基本给这一历史事件定性。近几年，云南兵团知青的集体与个体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他们以亲历者的身份回顾了更多的事情的真相，为日后国内出版环境的宽松，作者修订这本书创造了条件。 2015年6月，济南知青游济荃主编的《昌马归建纪实》出版，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自述体的知青回忆。1969年，兰州军区为了修建祁连山下的昌马水库，从农建十一师抽调了一个营的知青1000多人到甘肃省水利工程团，由兵团改为地方编制，工资与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人人高兴。但是不到半年，国内外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兰州军区决定将这1000多人归建农十一师，遭到知青们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时的兰州军区领导将知青们的反对意见视为违抗军令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来处理。审查关押近百名知青与转业军人，将14名知青和转业军人判处5到20年徒刑，然后将1000多知青打散安置在原农建十一师各农场，造成许多知青家破人亡。这个案子是文革特殊时期一个典型的违反民主与法制的事件。1976年文革结束，这个案子的被判处徒刑的知青开始纷纷上访。当时正值文革的拨乱反正时期，甘肃省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很快撤销当年的判决，为他们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使这些蒙受冤屈的人回到社会的正常生活。40多年后，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的当事人们，决定将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梳理出来，编成一本厚重的知青回忆录，以告诉后世，希望这类悲剧不要重演。这本书的写法较特别，书的前半部，是对昌马事件始末的总体回顾，后半部是主要亲历者的自述，叙述自己当年在事件中的经历和被处分后悲惨的遭遇，以及文革后上访的艰难历程，他们每一个人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反思，包括一些人，对自己在无奈中投井下石的不光彩行为的忏悔。全书的结构和叙述语言，有一点像司马迁的《史记》的风格；将编年体与纪传体的结合，这与主编是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有关。（未完待续）  （前右一为刘晓航在知青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