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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石库门二号和我家之间有堵矮的砖墙那墙灰有些脱落，沿墙脚处常年搁着几个破脸盆。盆里也就几根掐去了头的葱尾，有时也开出几朵小花，可能因为浇水的缘故，斑斑驳驳的墙身长出许多青苔。前面说过洋石库门是有几层台阶的两旁还有一尺宽的斜坡，童年时可以当作滑梯的，但有时候刚准备要滑关闭的大门吱呀一声，有人要走出来了，我们会立马狼狈的滚下来逃走的。 二号独幢楼就住一户人家。他们家有两个比我还小些的女孩。父亲廋廋的脸上戴了付眼镜，很少说话，母亲稍胖些，最多就冲我们笑笑，除了吃饭，父母基本在三楼不下来的。二楼住着小孩的外公，是个瘫在床上的老人。他家有个绍兴娘姨，长的滚肥滾肥，也不知道啥原因，在这前后弄堂里，我娘和她还挺投缘的。由于绍兴娘姨和我娘的特殊关系因此我的童年有大半也就消磨在那二号楼里了。也许是那娘姨要和我娘唠话，只要我一去，她便会从二楼书房随手拖一梱杂志给我看看。记得好像有三十年代和解放初期的电影画报，及各类武打或古典小说的图书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肯定那娘姨是不认字的，因为她从来没有给我看过儿童故事等，害的我这辈子仿佛从来没有过所谓的天真烂漫童年时代。读小学时同学们都在看"三毛流浪记，白雪公主"时，我已经在看"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创业史之类的书籍了。就如植物过了播种期，你再种下去，发育就不良了。 由于缺乏童真，因此我想像不出美丽的美人魚，亦或七色花之类的小女孩情结如果使劲的想，最多只能想出哪吒闹海，铁扇公主等等。估计我幻想与浪漫的天份，应该就是在我童年时，被我娘和二号娘姨给摧残了。 这样的日子终于到了东风尽吹，红旗招展，祖国山河一片红。我家弄堂的高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的那一天。 我家倒也只有一些小的变化，比如我爹说单位上有人检举他抽每包两毛八的飞马香烟，我爹有些害怕，就开始抽上一毛六的大联合烟。几十年后我爹的生命终止在肺部的疾病上。主治医生说，和抽这 一毛六的大联合香烟是有关系的。 我大哥大姐说"现在乘火车不要钱，还管饭去北京见毛主席"然后我娘便用粮票换些鸡蛋，煮熟后让我大哥大姐带上去了北京。
火车开到杭州，有红卫兵查家庭成份时我大哥因为戴了塊我娘给缝的红袖章，就直接去了北京。 二姐也有兴奋点，可以免费上公交车。他说只要上去背诵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就可以从早到晚在巴士上，十六铺到徐家汇，虹口足球场到中山公园随便乘乘的。大慨那时候公交车不算太挤的缘故。 我便一如既往极其亢奋地上街捡花花绿绿的传单，亦或躲在二号楼里看杂志。不过二号楼的变化却大了一些。先是住在三楼那瘦瘦的眼镜爸爸和总是笑笑的胖妈妈就没见回来。那胖娘姨又要管俩小女孩，又要照顾瘫床上的外公。她便总差我递些东西去二楼，那终年躺床上的外公，大慨只是下半身不能活动，语言思路都和常人一般无二。由于经常给他递报送饭什么，他也老和我说话，询问弄堂里发生的事情。当他知道我天天占着他家书房看图书时，他很高兴的指着床底下说"我这里也有很多书报杂志，你也可以看的"。他问我大墙上的大字报你能看下来吗？我回答，"都能看下来，但意思不知道,"他便对我说，"你把它抄下来，我可以讲给你听意思的"。从那时起，我便多了个事情，每天拿捡来的传单抄墙上的大字报。 几十天后我终于陆陆续续的了解到每天大字报都是将这弄堂里每户人家的过去隐私公布出来的。比如 一号里住着是国民党旧市政府的官员，说他当年追随旧市长吴国桢，当过警察局长毛森的机要秘书，当解放军快要打过长江时，蒋介石安排何应钦让毛森找他，因为他和当时的工部局局长周袓康曾是同学，让他出面劝说周祖康接任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何应钦并传达老蒋命当时任警备司令的汤恩伯全面停火，所有警察局外掛上白旗，枪枝入库不抵抗，让共产党和平接管上海，上海不能遭到破坏等等。后来陈毅市长接管了上海，他便一直在市政府工作。但大字报说他这是他自知大势已去，故意讨好共产党的狡诈手段。那外公并问我，"你这段时间见过一号公馆先生吗？"，我说这几天家家门关的挺紧的，如果你要找他，我可以去敲门唤他来的。外公便说，他走了来不了。后来我也听说了，他被红卫兵斗的不想活了，爬上外滩的髙楼跳了下来。 三号洋公馆底层住着是个漂亮的太太，出出进进穿着褀袍高跟鞋，头发也烫卷的，大字报说她以前是"玻璃杯"是静安寺百乐门舞厅的舞女。有一天，来了一辆卡车，因为弄堂口小，车没能开进去，跳下很多红卫兵直奔六号，过会儿就见那太太被梱绑着由几个人簇涌着押上了卡车，再后来就老见她头上包块布，髙跟鞋和祺袍也沒见她再穿过。我们弄堂的小孩还跟着后面叫"玻璃杯，玻璃杯"。 有一天，我问我娘，"为啥叫她玻璃杯" 我娘说她解放前是舞厅陪人跳舞的大慨就像玻璃杯可拿在手上吧，并说这个词是污辱人的，你们小孩别这么叫她。 高墙上的大字报基本上是针对洋石库门的，进来的红卫兵直接就把人抓走，然后糊上大字报，再以后弄堂里就会有传言，这人的去向，不过返回来的还是多过永久失踪的。 那段日子给我感觉大人反正都很谨小甚微，就差没有噤声了。 侧弄堂里则都是小业主老板，大字报倒不多见，但天天就跟战争似的。抄家抄的我们弄堂的孩子每天只等在没有抄过家的门口候着红卫兵来。口号声夹着嚎哭声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 这样渡过了半年光阴，一直捱到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工人要上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告状，控诉上海旧市委妄想压制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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