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5日，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天黑了，一列火车缓缓驶进山阴岱岳火车站。立时，喧天的锣鼓在站台上敲起来，“欢迎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此前，山阴县白坊村就接到县里知青安置办的通知，让大队马上在社员家里挑选9间房屋，安排北京来的27名知青。

第二天，白坊大队派马车来接知青，西北风卷着黄土，学生们坐车时间长了，腿都冻僵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跟着马车走。

那时，白坊大队有三个小队，每个小队安排了九名知青，分别是四男五女。一队男知青有：陈鲁荣、王小棣、郑宝生、杨凡；女知青有：张兰生、黄丽光、金春明、孙媛、宋金义。二队男知青有：张立和、崔中禄、王小均、晁明中；女知青有：马映红、马和平、王秀敏、潘小芳、杨卫珍。三队男知青有：刘源、刘雁成、宗政印；女知青有：包金、丁小兰、陈华、宋媛媛、张卫国。

今年80岁的边补存时任大队会计，他说这27名知青中，三队有一名想不起来了，一队知青杨凡是个拐子，住了没几天就走了。

那时的白坊在山阴县200来个村子来说是第一村，粮食年产最多达到170万斤，一个工最多开过九毛五。头一年知青们吃的是国家供应，不够吃。十七大八的姑娘后生，每人每顿一碗熬土豆或玉米面糊糊，就一个窝头，实在饿得受不了。有天晚上，大伙儿从窗户上爬进食堂，偷着炸油条吃。这事被某队队长发现了，汇报给支书，支书没有言语。第二年，大队留粮。知青和社员一样，有了口粮、自留地粮、跟公粮，如果请假回家，走一天回来补一斤粮票。知青们吃粮不掏钱，烧炭不掏钱，一年下来，大多数人能挣200左右工分。此外，知青的其他花费，则由大队公益金支出。

知青初来，住在社员家里，九户人家，一家三个，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住在王尚家里。

那时候，“打到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口号响彻整个中国，刘源初来，村人们不敢和他说话。黑疙瘩村一人专门来到白坊村，向村人打听刘源住在哪里，找到后，他没敢进去，从大门上看了看说：“里外和咱们长得一样。”为此，他被判了二年徒刑。

在白坊的男生中，刘源的处境最为艰难。他在北京就已经目睹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挨斗的情景，包括他自己的父母。来白坊以后，无论是安排住处还是伙食，他都被打入另册。他用沉默和劳动之余埋头读书，试图把自己摆在并不显眼的位置。

在举国上下欢庆“九大”的热潮中，刘源遭到了一次次的围攻和批判。每一次他都要听着别人对父亲的谩骂而不能反驳，还要时时作出检讨。他毕竟只有十七岁，血气方刚，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

这天收工回来，刚咽下一个拳头大的窝头，民兵连长叫刘源去大队部。说是北京来人了，要找他了解情况。

刘源跟着民兵连长走进大队部，见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穿军装的人。一个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多岁。见他进来，年长的说：“你就是刘源？”刘源答：“你们找谁我就是谁。”“你这态度可不好。你知道刘少奇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吗？”“你们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你应该有所认识，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我倒想呢，划得清吗？”“你这是什么态度？”“就这态度。”这时民兵连长赶紧插嘴道：“刘少奇是全国人民的敌人，你咋还嘴硬哩！”刘源看也没看他，说：“那就连我一块关起来得了。”“谁说关你哩？”那年纪大些的干部又对刘源说：“只要你和刘少奇划清界限，积极揭发、批判，还是有出路的。你还算是‘可教育好子女’嘛。”刘源说：“我还能被教育好？”那年轻的干部说：“你这样就不对了，对运动有抵触情绪可是很危险的。”“我怎么了？哪天我都出工，干的活一点不少。每天学习马列主义著作，你们还要怎么样？”

那年长的干部又说：“刘源，我们来是想给你一个同刘少奇划清界限的机会，你想想，有没有能够揭发刘少奇反革命言行的事实？”

刘源闭上双眼，脑海里浮现出父亲、母亲和姐妹们的身影。他仿佛看见年幼的妹妹向他跑来，伸出小手要他抱。他强忍住将要涌出的眼泪，这时耳边又响起民兵连长声音：“装死也没用，老实交代！”几个民兵也随声附和：“这会还不悔改，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刘源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从火炉旁抄起一把火钳，腾地一下跳到门口，大声怒吼：“你们有完没完？要是不让我活，我就跟你们拼了，出来一个捅一个！”屋里的人都愣住了，半晌，没有一点声音。停了停，支书对那个年长的说：“这娃干活还行，也没惹啥事，要不今天就先让他回哇。”那干部木然地点点头。支书赶紧对刘源说：“你先回去睡觉，明儿个还要起早下地哩。”刘源把火钳扔到地上，转身走出院子，头也不回地走到村东的小树林里。他紧紧靠在一棵树上，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许多年以后，刘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如果谁曾亲眼目睹父母在拳打脚踢中生离死别，目睹有人用残酷的手段伤害我七岁的小妹妹……那么，也许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年七月，县里运来6间房的椽，把椽破开两半，知青和社员一起拉土、和泥、打坯，盖起12间房，房半干的时候，知青们就住了进去。

在劳动当中，知青和村人们熟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看到北京来的这伙学生，跟他们一样，身上溅满了泥点，汗水湿透了衣服。特别是刘源，身强体壮，啥也问，啥也学，啥也干。短时间内就学会了抓粪、耩田、拔割。收割庄稼的时候，他把背心一脱，身上晒得黑明黑明的。边喜连那年盖房缺人手，刘源听说后马上就来了，先和泥，后用铁叉往屋顶上“浆”泥，泥水溅了一腿一脸。这些娃娃们见了村人，不等你问，就奶奶、大爷、大哥的喊开了，喊得人既暖和又心酸。

严酷的政治，拦不住人与人的交往。在繁忙艰苦的劳动当中，村里的青年和北京的知青互开玩笑、互起外号、“把公道”、摔跤。

知青们刚来，不会吃糕，尤其是不去皮的黍子糕，干嚼咽不下去。他们看见麦子叫韭菜，看见马牛羊，鸡猪狗就问：“这有什么用处？”

那时家家户户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村人们就把它省下来，擀点面条请知青到家里吃；喂几只鸡，生几颗蛋是想买火柴扯布的，这时候却打了蛋汤，给生病的知青送去。逢年过节的时候，知青们想家，尤其是那些父母身陷灭顶之灾的娃娃，村人们总要炒几个鸡蛋，打点散酒，把他们请到家里，一个劲儿地劝吃劝喝。

知青当中，刘源最穷。他一年回一两次北京，据说先要到李先念同志那里报到，驻京期间一天能领一块钱。母亲被拘留在京，见不上面；父亲被押往河南，生死不明；哥哥听说是“伏道自杀”，具体情况不明，嫂子远在包头；姐姐在马场劳动；两个小妹还在读书。

刘源从北京回来，兜里装着一条好烟。他也到包头去看望嫂嫂，嫂嫂接济他几个钱，给他一条“钢花”烟。村人们抽“兰花”，纸烟最贵的是“绿叶”，一毛四一盒。刘源回来后，每次出工，口袋里就装着二三盒好烟，散发给众人，用不了三天一条烟就统统抽光了。

在知青里边，刘雁成爸妈是大学教授，他有一架“海鸥”照相机，曹明中的父亲在总后，能抽点好烟。其他知青回京，返村时总能用罐头瓶装点猪油，吃饭时放进碗里，刘源不能，他已家破人亡，没人给他装罗这些东西。

每天晚饭过后，天黑下来了，刘源就沿着村南的路跑远了，很晚很晚的时候才回来，进村后大声哼唱着。村人们听见就说：“这娃心里憋屈得难受哩！”无论是上厕所还是出工，刘源总是一溜小跑，村人们说：“这娃心里火烧哩！”

那年，少奇同志在河南被摧残致死，这个消息村人们当然不知道，但上头清楚。刘源找大队会计边补存开介绍，想到河南去看一看。但是上头不让，边补存想放行又不敢，就给山阴军管会、知青安置办写了大队意见，意思是同意去，看上边怎么办。刘源去找上边，自然是不同意。于是他在一天夜里偷跑了，县里派人到岱岳车站拦截，刘源已经从泥河坐火车走了。刘源来到河南新乡刘庄，找到大队支书史来和，这里就是拘押少奇同志的地方。结果，他在河南被拘押了半个月，山阴县派人把他带回来，在县里招待所又被关了两个月。后来，大队带上钱和粮票，把他接回村里。为此，边补存被责令写出检查，承认自己是把矛盾上交，放松了阶级立场。

村中青年边宝连，和刘源同岁，都属兔。每当知青食堂饭不好，或者是今天家里要吃好的，就把刘源偷偷叫到家里。

第三生产队的会计边文，是从县里兽医学校毕业的，会写毛笔字，是村里的秀才。边文和刘源一起劳动，见他生活上不能饱暖，政治上名誉扫地，还要忍受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特别是那天晚上他亲眼目睹了刘源在大队部挨整的情形，心里很难过。他担心这后生想不开，于是他偷偷给刘源写了一张字条：“……见到你，我们流下了辛酸的眼泪。我们关心你，我们支持你……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代表全中国贫下中农欢迎你……”

劳动时，他趁人不注意，把这张纸条塞到刘源上衣口袋里。

刘源躲开人群，打开字条，他被这种深深的同情感动了。回到小屋，他激动地给北京的妹妹写信。记叙了字条的内容，希望困境中的妹妹也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

那个年代个人的隐私权根本没有保证。刘源的信被人截下并拆阅了。边文成了“现行反革命”，被上级派来的工作队关押审查、批斗。

但是这场风波并没有改变边文对刘源的态度。他是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父辈的淳朴和倔犟，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悄悄地在生活上帮助刘源，这帮助如同雪中送炭，温暖着刘源的心。

后来，上头要正式把边文定为“现行反革命”，材料写好了，叫大队支书周清盖章，周清是放羊出身，大字不识一个，说：“你们念，拿我听听！”听完后，周清说：“这是捏造哩，刘源来我们白坊大队和我们村人一样样劳动，全身泥浑浑的，晒得黑油油的，做下啥没的了？有问题是他老子的，和他有啥关系？他来我们村，和我们村的娃们交好，这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在哪了？”来人又说：“您看上头让我们来，总不能白跑了，多少总得闹个结果。”周清就火了，大声说：“他们想闹他们来闹，我是不尿球他！”

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百姓，这要归功于几千年来圣贤的教化。关于白坊村的乡亲们，刘源后来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在农村待过7年，是朴实善良的农民在我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帮助了我，才让我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正常人的生存态度。” 

这年夏天，刘源终于走完了他的下放生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刘源回北京。

刘源挨门逐户到人们家里道别。乡亲们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他。而此时，边文还戴着“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监督劳动”着。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刘源悄悄地来到边文的家。

门虚掩着，刘源轻轻推开门，像往常那样轻轻咳嗽一声，这是几年来他俩约好的暗号，为了不再连累边文，他俩从不当着外人的面说话，交流都是用暗号。比如边文摁一下鼻子，就是晚上让刘源去他家改善生活；有时边文把做好的饺子、煮好的鸡蛋送到刘源那儿，往后墙上扔土坷拉，刘源听见就出来取。

边文正在扫院子，见刘源来了，扔下扫帚迎过来。刘源说：“明天就走了，我送你一样东西。”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日记本说：“这是宋庆龄妈妈在我插队时送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用，送给你吧。”

从边文家出来，刘源趁着月色最后一次为村里的五保户老人们挑水、扫院子。

第二天一大早，队长就来到知青大院，刘源将简单的行李还有一箱书搬上平车。他们刚走出院子，见全村的男女老幼早已等待在门口，他们穿着破旧单薄的衣裳，在清冷的晨风中默默地站立着。

刘源的眼眶湿润了，他抑制着感情，朝乡亲们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位大娘走过来，把刚刚煮好的鸡蛋塞进刘源的口袋，说：“娃呀，出去好好干，要活出个样子来！”他望着大娘满是皱纹、慈祥的脸，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哭了。孩子们哭着拽住刘源的衣襟，后生们轮流去拉刘源的手。大爷大娘们一边擦眼泪一边嘱咐着他。临别时，老支书周清说：“你们这一走，不是为官就是做宰，我老汉再见你们就难了。记住咱白坊村，常回来看看我们！”

这一天，是1975年9月2日。

离开白坊村前，我来到村口的“雁杰学校”，很多年前我乘车从此经过，不止一次看到过这所白得耀眼的学校，也不止一次听说这是刘源和知青们为白坊村建起的学校。我走进校门，从建校碑记上看到，这所学校建成于1994年10月。碑记是刘源撰写的，其文曰：

从1968年到现在，42年过去了；从1975年最后一批知青离开白坊到如今，也已是整整35年。这些年来，除宗政印、杨凡、郑宝生、刘雁成、杨卫珍因特殊原因没回过白坊外，其他人是隔三差五常回家看看。女知青中，包全因癌症死亡，再也回不来了。这些人中，数刘源回白坊的次数最多，已经十几次了。知青们除了给村里建起一所学校，还修了路，并且还建起一座奶粉厂。奶粉厂使用从河南新乡拉回的机器，生产了三四年，后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我来白坊的时候，村民们正忙着起甜菜，村里几乎看不到人影。访问结束后，已是下午三点，我忘了吃饭，就到村口等车去岱岳。有人告诉我，得四点多才有车。我便顺着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薛圐圙。这条路当年的知青们走过无数次，我再走走又有何妨呢？

难忘我们在山阴度过的青春

永远保持平民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