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屯聚堡坞”：大一统郡县制的基层组织 扶风寨是典型的“坞堡”建筑，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源于所谓的“五胡乱华”时代，是中原百姓组织起来、自我保护的方式，有着约1500年的光荣传统。 说到中国基层农民的“武装割据”，扶风寨是个典型。 什么是村？什么叫寨？什么叫吴堡（坞堡）？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有一个说法，他说：在古代中国，中原的国家，就是“城郭”的国家，人民只是在劳作时离开城郭，日落时依然回城郭休息，这就是所谓“海天明月上，城郭晚烟藏”。而村落只是在东汉后期才在北方大规模出现，这是中原人民与游牧民族对抗融合的产物，“村落”的来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来自西北游牧民族侵入和定居而形成的部落和聚落；二是作为中原国家政策的屯田，“邨”（同“村”）的写法本身，正说明了它与屯田的关系。屯田不仅避免了征戍之苦，更使中原的治理体系深入边地，在边地形成伍里、乡党之制，既使军粮更为充实，更使中原郡县制度得以扩张。 中原城郭制度的基础，或者说秦汉郡县制度的基础，就是所谓基层“三长制”，即五家成一邻长，五邻成一里长，五里成一党长，党就是乡。因此，在陕西方言里，“乡党”者，就是指同一组织里的成员，而这个组织，既是民事组织，更是军事组织。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里曾经指出，东汉末期，保伍制度——混合军法与民法为一体的组织形式，就是中原在与游牧民族对抗交融之中，在建立和控制村落的过程中得以推广的。正是从村落本身所包含的融合军民的组织形式中，以及它与游牧民族部落制度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我们洞悉村落的起源，才能看到“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天才学说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因此，所谓村，起初就是寨，就是“屯田”的组织，也就是魏晋时代的“坞堡”。一千多年前民族大融合期间的中原人民，或者被迁徙，或者逃难而去，而剩下的那些“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自相纠合，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所谓“坞”的制度文化，从而产生；而中国农村“武装割据”的历史，就此掀开篇章。 今陕北的吴堡，据说是因苻坚南征后安置吴地人口而得名（吴儿堡），但吴堡得名最直接的起源，似乎就是“坞堡”。“坞”字的原义，《后汉书·马援传》说是“小障也”，也就是小型的堤坝，也有解释为“小城”的。而《马援传》所记，乃是陇西太守马援为了防止羌族的侵犯而设置的“坞候”，也就是军事防御堡垒。永嘉之变发生后，人民为了避乱，利用天然要害之地形成供集团居住的壁垒。《水经注》中说，百姓在洛水河畔构筑的一合坞，高二十丈，南、北、东三面有天然绝壁，只将西面以人力堵住，此真所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那时的北方，尽管到处都出现了坞，但尤以河南、陕西交界处为多。《水经注•洛水篇》就记载：“洛水所经，堡坞林立”；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河南与关中一带，多有既险阻又可以耕种，且有泉水灌溉之地，正是自给自足、可以长久支持的理想地方。 说起“屯聚堡坞”这种武装割据的形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百姓“自相纠合”，凭险而守；二是推举精明能干、有公心之坞主（堡垒户主），建立邻、里、党三级组织；三是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上述这三条，使得在中原、江南地区被瓦解的郡县基层组织，在西北地区得以重建。 秦汉的郡县国家为什么会瓦解呢？最简明地说，就是因为汉以来的经济放任政策，造成了土地的集中，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产生了官产学一体化的豪门大族，农民归附于豪族，造成户籍散乱，国家丧失税收，豪门专政，瓦解了基础的邻、里、党制度，国家丧失了动员基层的抓手，以至于到了东汉魏晋，只有在西北边地的坞堡、村落制度中，还保存着邻、里、党三级制度，或者说还保留着郡县制的基础，而在广大的中原乃至江南地区，由于豪族专政，郡县制度的基础已经丧失殆尽了。 也正是感到坞垒制度意义重大，陈寅恪先生才在《桃花源记旁证》这篇名文中，通过考证断定：《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却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垒生活的真实写照。他考证说：东晋末年，随从宋武帝刘裕远征长安的戴延之，遵照刘裕的指示实地踏勘洛水上游，因为无法到达水源而中途折返，其时他踏勘了百谷坞、檀山坞等，并且经过“桃源坞”这个地方。戴氏撰写的踏勘记名为《西征记》，刘裕当年一方面要考察的，是北方武装割据的情况，以此为全面北伐做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寻根”——即找寻郡县制的基层组织形式。 陶渊明正是取材于此，而创作了著名的《桃花源记》；这也就是说：“桃源”本来实有其地，而非陶渊明的幻想，桃花源居民先世所避之“秦”，乃是扫平了北方，继而发动淝水战争的氐族苻坚之“前秦”，而不是指秦始皇的“秦”。而真实的桃花源，应在中原文明发达之陕西的弘农（灵宝）或上洛（洛阳）一线，而不可能在南方的武陵。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