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0岁的“中央领导人”（2） “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1970年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他回顾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时这样说:“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什么‘左’的人。”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又跟周恩来说:“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又这样说:“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这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毛泽东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他自己所说的“实事求是派”。 然而，正如毛泽东多次说过的那样，妥协容易，斗争也不难，最难的是以斗争求团结，而我们对于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向来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做“实事求是派”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意味着毛泽东同时要招架来自共产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猛烈攻击。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是“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非源自他晚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际上，他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右倾”，是从中共三大就开始了。 说服共产党不易，而与国民党打交道、改造国民党则更难了。国民党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非常老化，而当时的上海，则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最集中的大本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的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受到了叶楚伧等国民党老右派的强烈抵制。年轻的毛泽东，遇到了国民党内部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而孙中山却把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给了毛泽东——实际上，整顿这些腐败老朽，连孙中山都难以做到，当时只有30岁的毛泽东就更是勉为其难了。 看来，在中国办一件“实事”，实在是太难了，而同时为两个党服务，又实在是太累了。毛泽东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可以满不在乎，但要忍受共产党左派同志对他的打击和污蔑，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1925年初，孙中山离开广州，应邀北上主持大计，而在那个时候，中共党内比较同情毛泽东的李大钊也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去了，在国共两党舆论的压力下，陈独秀不想也不能再挺他眼里能干的“土包子”毛泽东了。 拼命工作而又遭受“夹板气”的毛泽东在1924年岁末终于病倒了，他咯血不止，诊断结果是胃出血。他向陈独秀请了假，陈独秀如释重负地放毛泽东回湖南休养去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了新的中央局，毛泽东被从党的中央局中选了出去，代替他的人便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得意门生彭述之。陈独秀认为彭述之比毛泽东强，主要是因为彭述之外语极好，曾经陪同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而陈独秀认为，借助彭述之，他能够更好地与共产国际沟通。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局成员，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中共四大起，毛泽东便离开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直到10年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方才又一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保卫苏联、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内，则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在各地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行动纲领。中共四大宣言以一系列口号结尾，其中就包括：国民会议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而历史证明，所谓国民会议根本就没能召开，共产国际也并没有“万岁”。 这个宣言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中共是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碰壁之后，方才把“实事求是”当作行动指南的。 作者简介： 
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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