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30岁的“中央领导人”（1） 中共三大与国民党“党建” 在中共三大上，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张国焘出局了，这是他反对马林的代价。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不久，马林也被莫斯科召回，这只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结果，而斯大林派长期在美国做地下工作的鲍罗廷代替了他。鲍罗廷的使命是直接去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建军。 历史证明，对国民党和孙中山帮助最大的人，其实就是这位特工出身的鲍罗廷，而且，把原本在国民党内湮没无闻的蒋介石扶上位的，也正是这个鲍罗廷。 可以这样说：在历任俄国“钦差大臣”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伤害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鲍罗廷，一个是米夫。前者扶植了蒋介石，后者扶植了王明。 鲍罗廷到达广州后，首先说服孙中山放弃仓促北伐的决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真正的政党。鲍罗廷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屡战屡败，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只是一个松散的帮会，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党。 正如鲍罗廷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的问题在于： 党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完全不存在。 鲍罗廷第一次告诉孙中山，什么叫“党建”，而如果不把党建设好，国民党不但不能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而且还将一败涂地。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党建”究竟是什么，这对孙中山本人来说竟然都是闻所未闻。 鲍罗廷下面的话深深地震动了孙中山，因为他这样批评国民党说： 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虽然比共产党成立得早，但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却比共产党成立得晚。而在国民党由松散的帮会向现代政党转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就是斯大林派来的鲍罗廷。 正是鲍罗廷帮助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了章程、提出了革命纲领，正是鲍罗廷告诉孙中山，党的组织与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 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一，帝国主义列强都靠不住，唯一“平等待我”的只有苏联；二，中共虽然是个小党，但朝气蓬勃，年轻有为；三，国民党要在基层有力量，就必须依靠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 据此，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孙中山是真正践行“天下为公”的人，他坚信国民党是属于中国的，而绝非中国是属于国民党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国民党不改组就不能继续存在。 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却竟然再无一人能有孙中山这样的见识。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路线，这是一个极具革命精神的纲领和路线，但也正因为其先进性与革命性，这一纲领一经推出，便面临着极为重大的挑战：一，“联俄”触及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势必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的反对；二，“扶助农工”，则会触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三，改组国民党势必触及国民党的既得利益，特别是一批“老同志”的利益，因此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四，共产党内部，乃至共产国际内部对于实行国共合作意见也不一致，这种争论，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会产生剧烈影响。 晚年的孙中山终于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纲领，但是，他却无力再去完成这一志向，他只能把实现这一纲领的千钧重担，留给了后人。 孙中山革命了一生，但是他毕竟觉悟得太晚，他毕生最后的努力，就是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那时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赴广州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晚年的孙中山最为期待的事，就是革命必须后继有人，而孙中山正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华，因为毛泽东在会上巧妙地掌握了会议选举环节，成功说服国民党右派接受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就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发现了毛泽东、看重了毛泽东，并迅速地擢拔了他——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章程委员会审查委员，并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时的毛泽东只有30岁，比起辛亥革命的许多前辈来说，毛泽东当时的革命经历其实是比较浅的。 历史证明：发现毛泽东，并迅速地提拔毛泽东，这是孙中山毕生做出的最伟大的一个选择与决定。孙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定会为自己晚年做出的这一重大选择，感到无比欣慰。 而30岁的毛泽东，从那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为了不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推行下去。 为自己的理想寻找践行者，为革命事业寻找合格接班人——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其实与孙中山有相近之处。毛泽东晚年说:"我自己30岁的时候被孙中山先生启用，而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支持和信赖年轻人干革命啊！" 而当时的蒋介石，却只是列席了“国民党一大”。也就是说，他连大会正式代表都不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的时候，蒋介石只能在台下郁闷地默默听讲。 实际上，在国民党内，毛泽东原是蒋介石的“老领导”“老上级”。 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召蒋介石来广州，也并非让他来开会，而是另有重用。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十分可惜的是，当时的蒋介石觉悟很低，他看不上区区一个军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是，没有当上“国民党一大”正式代表的蒋介石愤然掼了乌纱帽。 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且未经批复，蒋介石便郁闷地回溪口老家去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加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国民党内的“新青年”纷纷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因此变得日益革命化，国民党内左派的力量不断加强。 1925年，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统计，在当时的广州，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高达400人，2000人的共产党里，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占了3/4。 而毛泽东等人加入国民党，主要就是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去改造国民党，那时的孙中山，开始越来越倚重于“新青年”，而疏远国民党内的“老同志”。这些所谓的“老同志”是国民党帮会时代的产物，主要有谢持、戴季陶、叶楚怆、孙科等。当时，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所谓的“西山会议派”的主干。 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必须把广东的党建经验，推行到上海。而毛泽东就是这样受孙中山的托付，到上海负责国民党的党员重新登记，即上海国民党的“整党”“党建”工作。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随即，这一年的3月13日，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部署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毛泽东再一次参与了国民党的“建军”。 毛泽东最初参与“整党”，所要整顿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一开始参与“建军”，则是建设黄埔军校，而不是建立工农红军。 对于国民党建军这件事，当年的毛泽东可要比蒋介石积极多了。正是经过毛泽东的推荐，蒋先云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蒋先云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号称“黄埔三杰”。这“三杰”中，后来只有贺衷寒一个人跟随了蒋介石。 这一年的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孙中山寓所召开了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会。上海执行部全体委员在寓所前的草坪合影，其中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张继、邵力子、戴季陶、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当年31岁的毛泽东站在后排，照片上的毛泽东庄严沉静而英姿逼人。 这一年的6月初，杨开慧与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当时的英租界甲秀里，这是毛泽东一家少有的团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留下了一张唯一的合影。 而那个时候，作为孙中山赏识的党中央青年干部，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甚至认为，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左派的“基本队”——在5月1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所面对的并不是“国民党左派”，而是“共产党左派”——在当时的共产党左派如张国焘、蔡和森眼里，努力帮助国民党担负起国民革命重任的毛泽东，他的立场则是偏右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而从那时起，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头上就被冠了两顶帽子:“机会主义”和“右倾”。而这两顶帽子一直戴到了遵义会议。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