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和王铭（右）的合影
难忘在勐腊的经历
作者：施柏生 在一次知青聚会闲聊的时候，我们水利二团十七连文书张志贤向我讲述了王铭在云南搞政治边防的故事，并希望能在我主持的《云南知青咖啡屋》播出，以飨广大知青听众，同时为我提供了王铭在奉贤区志办的投稿。经过张志贤牵线，我和王铭很快联系上，王铭很爽快地欣然接受并约好采访时间。 参加政边分在了县粮食局 王铭，朴实大方，热情开朗，坦诚直率，快人语快。和她虽是第一次见面，却没有半点陌生的感觉，闲聊数语，我们即入正题：  
王铭知青时的照片
“我是1969年12月到云南勐腊水利兵团十六连的上海奉贤知青，在兵团劳动了没有多少时间,1971年，就从连队抽调到勐腊县搞政治边防工作。所谓政治边防，就是把一些表现好的知青派往勐腊县的企业、机关、学校和民族村寨等，用知青的整体素质影响和促进当地的工作，提高文明水平。” 
王铭参加民兵训练
说到云南的事情，王铭滔滔不绝，如数家珍：“我被分配在勐腊县粮食局，不久我发现粮食局的许多职工没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职工不识字，基本上都是王铭参加民兵训练文盲，有些甚至不会讲汉语，但他们的本质都很淳朴。针对这一情况，我向领导提出建议：创办职工业余文化补习班，这一建议得到了粮食局的首肯和支持。因为是业余的，我就早上在晨曦中，晚上在煤油灯下辅导大家补习。一些职工认为学文化伤脑筋，家务又忙，不太愿意来，所以一开始补习班只有5位学员。粮食局油厂有一位汉族女职工叫王琼芬，工作很勤奋，却是个文盲。40多岁，生了5个孩子，大的10来岁，小的还在哺乳。经过我多次思想动员才来补习班，想不到她颇有悟性，学文化尝到了甜头，从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不仅学会了写字，还能写了稿子在会议上发言。在她的激励下，补习班的学员越来越多，增加到二三十位学员。王琼芬很感激，和我成了知心姐妹。1976年我返城，和她不能再见面了。1993年，没想到她竟然一个人摸到上海专程来看望我，我非常感动，留她住了一个多月。有一位苗族职工，50多岁，大家都叫他‘大老刘’，有7个孩子。因为家务忙，对于上补习班，开始他老婆不支持。上补习班之后，他刻苦努力，进步很快，担任了食堂会计，后来又进了领导班子。 粮食局的职工都很信任我，许多人因为不识字，来了家信就拿来让我读，我通过给他们读家信，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家庭情况：比如闹水灾了、生病了、生活困难等，反正一般都是来要钱的，我心里很不安，就悄悄地的到邮局去，力所能及的给他们汇款。半年里，我的工资基本上都这样汇出去了。这件事被领导知道了，我受到了粮食局和勐腊县委的表扬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共青团”。 接受了一次难忘的考试 王铭讲着云南的故事，她的表情因为做了好事，善事被人记恩的愉悦溢于言表。“后来，为了健全公检法的建制，加强公检法力量（那时候因为文化大革命公检法是一家的），我被粮食局和勐腊县委推荐到由勐腊县委、勐腊县公检法、军代表合办的治安培训班学习。通过培训学习，根据各个方面的考核，以及综合能力的测试，最后决定是否能留在公检法工作。 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我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我们从小就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中成长，受父母的熏陶，我的抱负就是能当个军人或穿着制服的执法者。由于上山下乡的运动，我应届毕业只能到云南下乡。现在有了这么一个天赐良机，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地学习，严格地要求自己，争取留在公检法。 
王铭警服照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次的考试，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会有文化、体育的测试了，一直到初中毕业，期间的考试也是不少的。到了云南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我通过了毅力考试，艰苦的物质生活我通过了意志考试，接受再教育我通过了思想考试。然而，这一次参加公检法培训的考试却是我终身难忘的，至今还时时在我眼前浮现的特殊的考试”。 王铭的话语随着故事的发展，渐渐地缓慢凝重若有所思：“那是1971年的9月份，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我们都通过了文化、政治、体能等各方面的考试。在将要结束培训的前夕，要进行最后一次的考试。这天，老师一改以往给复习题练习的方式，闭口不谈要考试的内容，而是采取点名一个学员，然后走出教室；过一会儿再点名一个学员，再走出去一个，进行轮流的单个的考试方法，而走出教室去考试的学员就不让再回教室了。对于如此诡异神秘的考试方法，我第一次碰到，对于老师的守口如瓶，我心里直打嘀咕，这‘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呢？ 轮到我了，老师叫了我的名字，我走出教室。这时一个老民警已经等候在教室门外了，看到我出来，就大步地带着我向考场走去。考场设在公检法院内，离我们的培训班有500来米。九月的西双版纳还是赤日炎炎的气候，尤其是下午3点钟，酷日似火。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紧紧地跟在他后面，一边在想到底是什么考试呢，搞得这么神秘？由于走的很快，心里又紧张，我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脸上豆大的汗珠也顾不上擦。穿过马路，进了大院，走过几排平房，我们在一间小屋前停下。 ‘到了’。老民警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打开了房门。在老民警打开房门的刹那间，我一下子毛骨悚然，后背发凉，热汗顿时变成冷汗，腿脚哆嗦惊恐万状地后退了一步，我没有一点点的思想准备。啊！尸体，一具男尸，一具裸露的男尸，一具毫无遮盖的僵硬的男尸躺在水泥板上。瞬间，我的思想空白了，我的血液凝固了，我的神情恐惧到了极点，眼泪不由自主地被吓出来了。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见过尸体，何况是一具赤裸裸的男尸，羞涩，恐惧，惊慌，无助一阵阵地向我袭来……，我不由自主地又后退了一步。 这时候，老民警走进小屋，随手从桌子上拿了几样东西给我，毫无表情的说：‘你去把尸体量一下，检查一下枪弹的数量和洞径’。半天我才从惊魂不定中回过神来，如梦初醒般怯怯地问他：‘你……，你说什么’。老民警又说：‘这是一个误伤事件，他被一个傣族猎手误认为是猴子拿猎枪被打死了。你去量一下尸体的身高，检查一下枪伤位置，子弹进口的洞径，出口的数量以及枪眼里的砂粒情况。不要害怕，我就在你旁边’。‘不要害怕，能不害怕吗’？我的心里在暗暗地嘀咕。但这时候，我的神情确实也有了一点缓和，慢慢走进小屋，站在他身旁，看了看他给我的东西：一把卷尺，一个口罩，一双纱手套，一只手电筒，还有一张纸和一支笔。 但是，毕竟是第一次搞这样的工作，我挪着发抖的双腿，战战兢兢地走到水泥板旁，颤颤巍巍地蹲在尸体旁边，在老民警的指导下，我抖抖索索地量好了死者的身高。 但是，前后穿透的枪眼我必须一个一个地去数，还要把枪眼里砂粒的数量告诉老民警，这个检查意味着我要俯下身体进一步的贴近尸体。这个只有三平米的停尸房只有一扇很高的小窗关得死死的，里面没有电灯，只能借助手电筒的光亮。在这幽暗的小房间，蹲在咫尺的尸体旁边，间或倏然的手电光掠过，更增加了这间小屋的恐怖，我在极度的恐惧中按照老民警的吩咐在木讷地工作着。当我检查完前胸，把僵硬的尸体翻转过去要检查后背的时候，一阵恶臭劈头盖脸地向我侵袭过来，我的肚子里一下子翻江倒海忍不住要呕吐了，尽管带着口罩，但是在如此浓烈的尸腐恶臭前这只薄薄的口罩是无济于事的，我努力屏住呼吸，尽量坚持强忍着。在老民警的指挥下我浑噩、机械地在操作着每一个规定的步骤。 过后，我也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完成这个验尸工作的。当我走出小房子的时候，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到宿舍，我把我自己彻底“打扫”了一下，头发洗了又洗，身体冲了又冲，尤其我的手，我用上海带来的香皂擦了一遍又一遍，洗了一次又一次，衣服也是泡了搓，搓了泡，泡了再搓，搓了再泡，一次次又一遍遍。尽管这样，还是觉得周围留有作噁的尸臭，小屋子的场景始终在脑子里浮现。 不过也很奇怪，尽管我的眼前有抹不去的尸体样子，我的周围有散不去的尸臭，肚子里仍有一阵阵的恶心，我却会鬼使神差般地拿了饭盒去打饭。其实，那天打回来的饭我没有吃。 而就是这天到食堂打饭的一个平常动作，却出人意料地成了我走进公检法的敲门砖。原来公检法的领导在食堂安排了“眼线”，观察所有的学员在经过这一场考试后有多少人还能像平时一样到食堂去吃饭。因为在紧张、肮脏、恐怖等等的场景工作后，是否能正常地生活，也是公安人员的“试金石”之一，而我恰恰是三十多个学员中唯一的一个去打饭的学员。 边疆公安警察的特殊性 几天后，我接到了县委的通知，我被公检法录取了，是三十多个学员中唯一被录取的女学员。录取的原因，除了有家庭成分，个人表现，培训测试等方面外，其中那天到食堂打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通过了这次特殊的考试。” 虽然，时过境迁。但这时的王铭显得有点自豪，有种刚走出考场的轻松感，她继续兴致勃勃地讲着她的故事： “到公检法以后我被安排到当时的人保组，就是现在的公安局。 公安局的工作很繁忙。勐腊县有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等地数万名知青，经常出现一些知青寻衅斗殴的事件。因为我是知青，所以我的工作之一是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他们的动态，阻止知青打架、斗殴等流血事件。 勐腊地处反毒前沿，打击毒贩，抓捕吸毒者，教育强戒者是我们的重要任务。毒贩都是穷凶极恶之辈，为了贩毒的暴利他们可以铤而走险，可以六亲不认，他们凶狠毒辣杀人不眨眼，并且配有比较先进的武器。 
王铭着装生活照
由于我的身材比较高大，对于女毒贩嫌疑者所里都指派由我负责出警，一开始我也很害怕，不敢和毒贩正面交手。后来经过多次学习培训，实弹演练，所里又考虑我的工作需要为我配备了“五四”式小手枪，以后凡是有突发的紧急任务，如对旅馆房间的检查、对女毒贩的搜身，抓捕等等任务我都首当其冲； 由于边疆的特殊情况，特务的活动比较猖獗，我们的工作就包括抓特务、清理来自境外的气球等。这些气球来自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气球上有反动传单、食物（比如压缩饼干等），有时还带有定时炸弹。我们一般是接到山里老百姓的报告后前往现场清理，这是一项很危险地工作。有些气球挂在很高的树上，我们其实是提着脑袋爬软梯上去摘除的。假如气球上有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当场爆炸，献出生命的。故而这不仅需要无畏的胆魄和作好伤亡的牺牲准备，还得具备熟练的专业技能。 晚上执勤巡逻，甄别流浪在街头的可疑人员并加以驱离或处置；我们巡逻小组抓过的小偷不计其数。虽然，在公安局的工作很苦很累，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是经常的事情，但是我都能很好地完成领导指派的每一项任务。 72年我向勐腊县公安局写了入党申请，愿意进一步接受组织上的考验。” 听了王铭的故事，我被她助人为乐慷慨解囊的品格所感动；被她坚定信念战胜恐惧的无畏所折服；更被她临危不惧勇于牺牲的精神而肃然起敬。 是的，很多人都曾经给自己制定了严密的人生计划，但往往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慢慢地松懈了自己的行为，最终放弃了这种计划，造成了失败和遗憾。 而那些从制定计划就一直坚持下来的人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有一部分人取得了理想中的成功。想要化作一道海风吹过海面留下道道波澜，刻上属于自己的痕迹，哪怕时间有多短暂，这一生就不会再留有遗憾。 五十年后重回勐腊留影王铭就是这样的人。 
本文主人公王铭（左）和作者（右）
王铭上海奉贤知青1969年12月到云南勐腊水利二团16连。1971年抽调搞政治边防分在勐腊县粮食局，同年年底到勐腊县公安局工作。74年病退回上海。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在供销社任会计师。 施柏生1969年到云南勐腊的上海知青，上海知青研究会在佰瑞福《新鲜早世界FM》首批知青主播之一。《云南知青咖啡屋》栏目主持人。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