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去年养病期间闲着没事，因感慨知青写作和研究中少有表现知青返城后二次创业的情况，于是撰写了自己离开兵团后上学、工作的那段历史，取名“蝉蜕”，以表明知青返城后二次创业的艰难。那时给自己的任务是每天只一节，两三行字。一则正在休养中，不想让自己累着了；二则是想让自己不因赶着写作而造成史料的错失。不料从容写来，用时不到两个月，竟然也写有三章三十八节的内容，加上前言后语及附录，也有了一万余字。想来这敲键盘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在于你肯不肯下决心敲而已。

因了写《蝉蜕》，便时时有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写写历史的冲动。尤其是去年得知故乡那座经历了近三百年风雨的老宅终要拆迁的消息，又因亲自经历老宅拆迁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快，更促动了我写作的意愿。抚着那些经历了三百年风雨的廊柱、窗棂，看着祖父生前栽下的那棵依旧枝叶茂盛的天竺，更催促我要把这里的一切写下来。但每每欲提笔，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知从何处下笔。

其实，近十年来，我写过的许多文章里已经多多少少出现过故乡、老宅、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等家人的影子，只是都是点上的东西，成不了片，更成不了网，断断续续的，看不到一个立体的面貌。

前些日子看到网上有上海作家协会等部门征集《百姓家史》系列丛书稿件的消息，一下子将我心中的那根心愿之弦触动了，于是动笔写了《老宅，凝固的家史》一文。文章在寄给征稿单位的同时，我也把它在博客和微信中发表了，不想竟得到众多读者的呼应，但许多读者的留言大多集中在对老宅被拆的惋惜中，只有与我同为《知青》杂志编辑的陆建东老师说出了我内心的感受，他说：“您写老宅深刻、细致，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写了近百年来上海、宁波的世事变迁。文中不仅有家族史，伴随而来的是中国的近代史。”并说：“写祖父、写父亲都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您父亲的遭冤屈不幸离世的苦难，我们这一代人读得懂，再小几辈，只有历史学者才能读下来。”建东老师最后的那句“再小几辈，只有历史学者才能读下来”的情景，是我最不愿想见的，因而也让我最后下定决心，要尽早地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趁我们这一代人尚在世时公布于众，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他们了解自己的祖先的资料，不至于数典忘祖。

其实，祖上的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已经所剩无几，年轻时好像对此也不甚感兴趣，如同我们的下一代。上辈人好像也没有意识到应该向我们说些什么，留点什么，仅从父亲留下的笔记本中得知我们姐几个出生的时间。也许这是他们那时所处的时代氛围决定的吧，也许他们也曾留下过一点什么，但经过那场运动也已清除干净了。比如老宅里曾经有过的先祖（即我爷爷的爷爷）的画像，那是以前家祭时必须挂在家祠中的，是可以根据其顶戴可以推算出他的经历的。但这次清理老宅时，却再也找不到了。而家中原有的一些古董，一则因后来生活艰难而变卖了，另则大部在文革中被抄走后再无见到。记得少时曾见过祖父使用的杯子底部有“乾隆御制”的字样，这是可以推算出家族当初的景况的，但现在一概都无踪影了。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多么的可惜。好在还有一些发黄的照片，能够瞧见昔日的岁月和那个岁月里发生的一些事件。

我所能知道的也是近些年来自于姐姐们的口中，那也已经是支离破碎的了。好在叔叔尚在，在几次赴老家处理老宅拆迁事务时以及对家祠等一些几房共用处的面积分配方案中，从他口中进一步得知了一些最接近真实的信息，补上了一些以前不为了解的史实。也因老宅拆迁，请来了宁波、北仑两级文物单位为老宅作鉴定，才确定老宅应建于乾嘉年间，已经有着近三百年的历史。

总之，现在能够看到祖上历史的史料性东西已几近全无，如果再不能留下一些记载历史的文字，无论是对祖先还是对后辈都是不负责任的事。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叔叔家倒有四个，但却是无法指望的。其中两个大的为要争夺叔叔手中的那份拆迁款，差点要把叔叔逼死）把它记载下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

接下来就是如何写的问题。由于史料不多，只有围绕我自己的事尚有较多的记忆，于是决定就从我出生写起，由此而衍生出家族的相关历史。这恐怕是我目前最易下笔的方式。当然，我所知的家族史是有限的，而且也许是有误的，因此希望家人在读到我的文章时能不断补充、纠正、完善。

家史如一滴水，能见到整个国家的阳光。愿我的这一记录能让后来的人们从中窥见我们国家的近代和现代的历史，为民族的复兴，为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起到一点点有作用。

2015年11月21日于暮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