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热血青年的私密聚会。袁中伟无疑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他当时是杭州半山电厂的工人，却受当干部的父亲影响，满怀政治热情，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聚在一起议论时局。1976年这个夜晚的见证者还有蛐蛐儿、阿斗、大耳朵等人。蛐蛐儿的父母是剑桥留学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他家住着一幢带阁楼的三层楼房，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就成了这群小青年的秘密据点。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风雨欲来，袁中伟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昏黄的灯光下，蛐蛐儿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说，你们看，这是总理的遗言，我抄来的。

众人围观。这份“总理遗言”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战友周恩来

1975.12.28

第二部分则很长，抬头写道：“主席、中央：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接着则是对当时几位重要人物的评价和建议，涉及朱德、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尤其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然后是一段临终思考：“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遗言的最后写道：“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别了，同志们！”落款是“周恩来 1975.12.29”。

这份“遗言”的口吻和分寸拿捏，与人们心目中周恩来的处事风格完全一致。袁中伟二话没说，拿出纸笔便抄。其他人也赶忙抄起来，大家边抄边互相感叹：“和我们猜测的挺像。”

这次聚会之后，他们又忍不住把“总理遗言”拿给亲戚朋友看，所有人都深信不疑，迅速传抄，一传十，十传百……在阴霾密布的1976年，许多人含着热泪反复诵读，对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愤恨，让这份“总理遗言”从杭州开始，越传越远，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几乎传遍中国。

没有人想到，“总理遗言”竟然是假的。

蛐蛐儿的文学与爱情

1976年，杭州汽轮机厂工人蛐蛐儿只有23岁。一时兴起，他编造了震惊全国的“总理遗言”，此后半生苦难荣辱，都与那两张薄薄的纸有关。蛐蛐儿真名叫李君旭，如今他已是个痴呆老头，恶疾缠身，在浙江的医院里勉强维持生命。可在1976年之前，他还是翩翩少年，一米八几的个头儿，头发微卷，面容俊秀，被很多女生视为白马王子。

袁中伟和李君旭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两家还是邻居，在袁中伟的记忆中，李君旭为什么叫“蛐蛐儿”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蛐蛐儿是个才子，他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朗读。1967年，蛐蛐儿还自办了一张16开油印的《红小兵报》，小报上有新闻，有通讯，有评论，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全都出自蛐蛐儿一人之手。两分钱一张的《红小兵报》在杭州市各学校间流传，居然经常脱销，蛐蛐儿也自然成了风云人物。

接下来就是所谓革命年代的浪漫故事了，谁会想到儿女情长和惊天大案之间有什么隐秘关联呢？很多女生暗恋蛐蛐儿，他却惟独看中了一个其貌不扬的姑娘J。在旁观者眼中，这对男女属于八竿子打不着的两极，有人问过蛐蛐儿，为什么喜欢J？蛐蛐儿只是说，她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1970年初中毕业后，蛐蛐儿和J都被分配到安吉生产建设兵团，他在水稻班，她在蔬菜班。J很要强，能吃苦，用扁担挑塘泥，用板车拉牛粪，她不输男生，为此不惜晒到皮肤黝黑，头发焦黄——也许这就是蛐蛐儿所说的“不一样”吧。不过两人文采都好，在兵团一起出墙报，逐渐亲密起来。那时男女宿舍挨得很近，每天清晨太阳升起，她都会悄悄拉开窗帘，朝后排的男生宿舍张望，只要看到蛐蛐儿也在微笑着看她，她的心一天都是甜的。她有个收音机，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她都会将声音开得很大，而心情一般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开得很小。时间一长，蛐蛐儿就掌握了她的规律，只要收音机声音一响，他就会跑过来问她，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星期天，别人有的回家，有的上街，因为她不上街也不回家，蛐蛐儿就买来菜和肉，拉上她一起到食堂包饺子。她会擀薄皮，包大馅，蛐蛐儿不会，可蛐蛐儿会讲故事，讲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她听着蛐蛐儿充满磁性的声音，觉得这样的日子美好无比。

但是她没有自信。蛐蛐儿那么帅气，招蜂引蝶，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会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她母亲的看法。更让J深深苦恼的是，她发现蛐蛐儿还有爱说谎的毛病，说谎成了习惯，就可能连说谎者自己都信以为真。当然，在编造1976年的巨大谎言之前，这并不是个要命的毛病。在蛐蛐儿看来，两人的家庭不够“门当户对”，才是产生隔阂的根源。他是“臭老九”的孩子，而J的母亲为女儿介绍了一位海军军官。在那个年代，军人的肩膀最可靠，蛐蛐儿没有任何资本同红领章红帽徽抗衡。总之，1976年初，他和J分手了。

袁中伟被押上一辆黑色的汽车

袁中伟是在上海的姨妈家被捕的。

在蛐蛐儿家的阁楼见过“总理遗言”之后，1976年2月下旬，袁中伟就离开杭州，一路北上。他早就想到北方去看看了，父母都是老共产党人，从小教育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走过青岛、沈阳、大连、长春、锦州、哈尔滨，辗转到达北京，沿路做社会调查，走访工人、士兵、干部，把他们对时局的看法都详细记录在日记本上。他希望了解，在即将展开的路线斗争中，工农兵会站在哪一边？在北京，袁中伟看到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走上街头，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花圈如山，悼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爆发了。紧接着是镇压，全国大搜捕也开始了。

5月7日，袁中伟到达上海，在姨妈家住下，马上又开始拜访父母在上海的老战友，早出晚归，很是忙碌。5月9日晚，他回到姨妈家时，天已完全黑了。有点奇怪，平时从不开灯的楼道，那天晚上灯火通明，每层楼的拐角处都有两三个帽檐压得低低的人在抽烟。袁中伟心想，哪来这么多小流氓啊。

一进门，袁中伟发现从不早睡的姨父破天荒地蒙头睡觉，表哥也已上了床，只有姨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袁中伟纳闷：才八点多啊。姨妈手忙脚乱地又是给他倒水，又是给他盛饭，还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镇定，不要慌，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时，躺在床上的表哥突然起身说：小弟，外面在查“总理遗言”。

袁中伟没反应过来：“总理遗言”？跟我有什么关系？

门外突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姨妈脸色大变，低声说：他们是来找你的，你到底干什么了？

袁中伟仍然不明所以，但他本能地警觉起来，想起记录了很多老干部意见的日记本。但是来不及隐藏了，有人破门而入，亮出手铐。

袁中伟被押上一辆黑色的汽车，公安人员同时抄走了他所有的东西。汽车开往杭州，袁中伟知道离家越来越近，可是他回不了家了。

原来，当全国人民都在传诵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反革命谣言”。公安部专门下发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彻底追查。追查令发出不到一周，蛐蛐儿就被抓获归案。

这实在是太过简单的案件，嫌疑人束手就擒，对案情供认不讳。可是恰恰因为太简单，有关方面根本不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居然出自一个23岁的青年工人之手，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上级下令继续追查，一定要挖出幕后策划者。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一百瓦的大灯泡昼夜不休照着他的脑袋。公安轮番上阵，反复逼问蛐蛐儿一个问题：谁是“总理遗言”的真正制造者？

蛐蛐儿崩溃了。他终于又说了谎：袁中伟。

在杭州公安局，袁中伟问：为什么抓我？

公安说：你是怎么伪造“总理遗言”的？

袁中伟说：我没有伪造“总理遗言”。

公安说：有没有你说了不算。

袁中伟说：你们不实事求是，我就是到毛主席那儿我也会这么说。

公安说：你以为你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一点也不恨蛐蛐儿，他比我更惨

袁敏是袁中伟的妹妹，很多年后，她问哥哥：你恨蛐蛐儿吗？

袁中伟沉默了。良久，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这群人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

本应该成为诗人的蛐蛐儿，在说出了袁中伟的名字后，为整个案件提供了“突破口”。当时中央高层斗争激烈，“四人帮”一派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对头。袁中伟被捕后，袁家随即被抄，曾任杭州市委工交部长的袁父，虽然已在此前的运动中被打倒，这次仍然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袁敏的姐姐晓燕，因为公安在她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胖”——阿胖当时正在和晓燕谈朋友，问题在于，阿胖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这样顺藤摸瓜，符合干部阶层“斗争需要”的人就越查越多，后来被关押的要犯达到十二人，涉及七个家庭，其中包括蛐蛐儿前女友J的父亲，他是浙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

受此案牵连遭到审查者不计其数，比如袁中伟的那个日记本，就让他拜访过的许多老干部遭了殃。后来袁中伟痛悔不已，再也不写日记。

莫名其妙的牢狱之灾，摧残了很多人的身体和意志。那晚参与传抄“总理遗言”的大耳朵，在狱中以为自己要被枪毙，绝望中摔破一面镜子，用玻璃片割腕自杀，所幸被警卫发现后救活。J的父亲性格刚烈，被抓后曾大胆越狱，结果被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距离心脏仅两厘米，也是险些没命。袁中伟在狱中落下了肝病和肾病的病根，出狱几年后发作，数度病危，治疗长达六年时间才基本康复。

即便如此，袁中伟依然对妹妹袁敏说：我一点也不恨蛐蛐儿，他比我更惨。

从“严重政治错误”到“积极反对‘四人帮’”

“总理遗言”案的主要当事人虽遭大难，却都活着走出了牢房，这无疑得益于“四人帮”气数已尽。1977年11月，被羁押一年半之后，袁中伟和蛐蛐儿重获自由，各自回到原单位工作，此案其他入狱者也都已平反。大部分人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蛐蛐儿的故事却才真正开始。

1977年11月3日出狱时，公安部对蛐蛐儿的“审查结论”是：

经审查，李君旭伪造“总理遗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问题性质是严重的。鉴于李君旭有反“四人帮”的一面，他的问题又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保护审查后，能主动交代问题，并有所认识。属于严重政治错误。解除保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而两年后的1979年12月7日，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深入，公安部又给蛐蛐儿出具了“复查结论”：

经复查，李君旭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制造所谓“总理遗言”，系出于悼念周总理，但其做法是错误的，现按中央精神，决定撤消本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的审查结论。

从“严重政治错误”到“积极反对‘四人帮’”，公安部结论的笔调一转，把蛐蛐儿的命运推上了大起大落的过山车。他被看作反“四人帮”的英雄，先从车间调到了科室，又当上了厂团委书记。脱产当干部后，蛐蛐儿有了舞文弄墨的时间，他重新展现了自己的文学才华，以中篇报告文学《啊，龙！》获得了首届全国报告文学奖。去北京领奖时，蛐蛐儿见到了周扬，他以不经意的姿态告诉周扬，自己就是“总理遗言”制造者。

“这么年轻！”周扬对面前这个小伙子赞赏有加。

领奖后回到杭州，蛐蛐儿就被调到了《浙江日报》评论部，专门撰写“本报评论员”文章，成了炙手可热的笔杆子，还经常得到省委宣传部长召见。不久后，蛐蛐儿又接受了作家杨匡满的采访，杨匡满据此写出了一篇当时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这篇文章让蛐蛐儿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荣誉、房子、级别，一连串的优厚待遇，让三十岁出头的蛐蛐儿应接不暇。他还娶了一位漂亮的女医生为妻，当年J带给他的感情挫折，已成烟云。

只有袁中伟知道蛐蛐儿的秘密：他在狱中就染上了药瘾。原来，蛐蛐儿在牢房里被折磨得整夜失眠，精神近乎崩溃。看守他的警卫中有一个大眼睛女兵，明显对帅气的蛐蛐儿有好感。蛐蛐儿无意中对大眼睛说起自己睡不着，很难受。有一天，大眼睛偷偷塞给蛐蛐儿两颗安眠酮，蛐蛐儿吃了之后终于睡了个安稳觉。之后，蛐蛐儿就不断向大眼睛索要安眠酮，剂量不断加大，产生了严重的药物依赖，普通人最多吃两颗，他却要吃五六颗。这样的药瘾，等同于吸毒。

长期的药瘾让蛐蛐儿行为古怪：他经常在大庭广众下突然摔倒，鼻青脸肿；他会梦游，有一次从报社办公室天窗翻进室内，第二天看着满地脚印，以为来过小偷，马上打电话报案。保卫科的人哭笑不得，让他脱下鞋来自己看，而他完全记不得自己做过什么。

药物对蛐蛐儿身体的损害，正在逐日加重。蛐蛐儿的妻子告诉袁中伟，因为害怕药瘾危害胎儿，她两次怀孕都打掉了，虽然她和蛐蛐儿都很喜欢孩子。

灾祸终于还是来临了。

1989年4月中旬的那个星期天，袁中伟至今忘不掉。那天他本想到丈母娘家吃饭，却因为看错了时间，出门太早，临时想拐去久违的蛐蛐儿家看看。一进门袁中伟就感觉气氛不对，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都在，却没见蛐蛐儿。刚想开口问，袁中伟就听见里屋传出噗噗声响，他朝里一瞅，大惊，只见蛐蛐儿躺在床上，正在大口吐血，床上地下鲜红一片。更让袁中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蛐蛐儿的爸爸、妈妈、妻子三人全是医生，却出奇地冷静。

蛐蛐儿爸爸说：“小旭没有胃病啊，怎么会吐血呢？”

蛐蛐儿妈妈说：“小旭从来没有病啊。”

袁中伟急了，说：“病这么重，怎么还不送医院！”

蛐蛐儿妻子幽幽地说了一句：“我明天要研究生考试。”

经历1976年风雨的这群中年人

2006年12月26日，杭州一家“张生记”酒楼，蛐蛐儿在这里过他五十三岁的生日。

给蛐蛐儿过生日的提议来自袁敏。为了写《重返1976》，她几次去拜访过蛐蛐儿。

三十年岁月如水，当年的风流才子，如今衰老臃肿，蜷缩在轮椅上，靠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护工照料生活。1989年那次吐血，是袁中伟拼命把蛐蛐儿背到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颅内溢血，手术在蛐蛐儿的脑袋上打了个洞，鲜血喷射出一米多高。由于积血严重压迫脑神经，蛐蛐儿就此落下残疾，时而清醒，时而痴呆。后来，妻子和蛐蛐儿离婚去了国外，他就孤独地呆在福利院里，每月拿一千多元病假工资，其中七八百要付给护工，剩下的再付房租、水电，捉襟见肘。

这天听说老朋友们要给他过生日，蛐蛐儿高兴得睡不着觉，提前一个小时就到酒楼等候了。晚饭时间，袁中伟和袁敏兄妹来了，阿斗来了，大耳朵来了。还有，J也来了，她还带来了蛋糕和鲜花。

 

袁敏和J一起点菜。因为平日多有应酬，袁敏吃腻了大鱼大肉，点的全是素菜和汤煲。J却点了东坡肉、叫花鸡、红烧蹄膀。袁敏问：这么腻，谁吃啊？

J说：他吃。他爱吃肉。

蛐蛐儿就坐在轮椅上傻乐。

入座时，不约而同，大家让J坐在蛐蛐儿身边。蛐蛐儿的神情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孩，无邪的目光直勾勾地看着她。J脸红了，她看蛐蛐儿的目光里，也充满了温情。

吃过饭，蛋糕端上来，电灯关掉，烛光点亮，经历1976年风雨的这群中年人，共祝蛐蛐儿生日快乐。

蛐蛐儿缓缓地说：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

J拿出一本红皮日记，上面有她当年抄下的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一首诗。J在烛光里站起身，轻轻地读道：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念完诗，J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慢慢地说：

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说过一句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其实，关于1976年“总理遗言”案的来龙去脉，袁敏认为仍有不少历史疑点，最关键的一个疑问就是：蛐蛐儿为什么要炮制一份“总理遗言”？对此，蛐蛐儿一直闭口不谈，真相也就无从得知。不过那次给蛐蛐儿过生日时，J说的一番话启发了袁敏：陈姓公安说蛐蛐儿写“总理遗言”和J有关，是不是指1976年J和蛐蛐儿分手，让他受了刺激？失恋会让人冲动，以蛐蛐儿的个性，他可能会想做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也给J母亲选中的那个海军军官瞧瞧：我蛐蛐儿不是平庸之辈。

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罢了。让时光再回到1976年2月5日，也就是蛐蛐儿拿出“总理遗言”的前几天，这群青年还在大耳朵家有过一次聚会。那天是正月初六，雪花翻飞，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是他插队的房东送的。青年们围火炉，烹狗肉，议时政，不亦乐乎。这次“狗肉聚会”，后来在公安部的审查中被定性为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谁也没有注意，那天蛐蛐儿是最晚到的，而且他进屋后眼圈通红，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喝闷酒。后来大家才知道，就是那天，J向蛐蛐儿提出了分手。

不过失恋这种事，在热衷争论国家民族命运的这群青年面前，实在不值一提。袁中伟记得，大家那天在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有的话，总理遗言又会说些什么？听着众人的高谈阔论，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挥舞着手臂说：

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多年之后，袁敏搜集当事人的记忆碎片，从中分析出：蛐蛐儿一定在“狗肉聚会”上仔细听了大家的观点和猜测，他经过消化过滤，不动声色地构思出了“总理遗言”。对此蛐蛐儿并不否认，他对袁敏说，当他看到连袁中伟这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坐在轮椅上的蛐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