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1977 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它改变了许多青年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高考中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使我终生难忘。 首考未录取 以为成绩差 我是 68 届初中毕业生，在“老三届”中是年纪最小的。 1977 年，国庆节前后，街道传达中央文件，万万没想到，传达的是中央《关于 1977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真是天大的好消息！根据文件精神，1977 年的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统一考试。在正式统考前，要进行一次地区级的预考，通过者，方能参加省市级的统考。上海市的统考日期定在 12月，录取者翌年春入学。统考前两星期，各区、县举行预考。从文件传达至正式考试，复习准备的时间不足两个月，非常紧张。 那年我已经 24 岁了，而且已从一个知青成为在街道生产组领工资的干部，可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1977 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复习迎考。说是办公室，其实只是一间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客堂间，花砖地面，冷气直沁脚底，到了半夜，手脚都冻僵了。开始时茫无头绪，只能找一些旧课本来读。就在此时，我的母校复兴中学开办了复习班。那时的复习班是免费的，学校里派最好的老师进行辅导，连人称“三角大王”的校长姚晶也亲自上阵。复习课只能在大礼堂进行，舞台上放了块大黑板，老师就站在黑板前讲课。台下是几百个学生，每个人只能把课本、笔记本摊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座无虚席，连门口都挤满了人！整个礼堂里，除了老师讲课的声音，只听见大家“唰唰唰”记笔记的声音，没有任何其他声响。老师们的课都上得简洁扼要，清晰明了，质量很高。语文教研组长黄立天老师还为大家拟了作文题，结果我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礼堂里宣读。我一直为这个小小的成功而自豪，在我的心里，它的意义和分量不同凡响，超过了我以后发表的论著！我的母校不愧是“文革”前的市重点中学，她高风亮节，唯教育是从，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为自己的学生，无论是在校的还是像我这样离校多年的，都尽可能创造条件，准备了这样一次突击式的复习，我至今都满怀感激！ 我匆匆准备了一个多月，就仓促上阵，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这一次我没成功，我们街道的考生只录取了三个，大部分考生都没成功。1977 年的上海高考，是先发录取通知书，后公布考试成绩。考生要自己带着准考证去高招办查分数，那一年的高招办设在上海交通大学。我查到自己的成绩是，四门课程（外语成绩只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总分近 300 分，平均每门 70 多分。其中语文得了 90 分。在我以往的读书经历中，70 多分就是不好的成绩，因此我觉得自己没被录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对语文成绩还是有点洋洋自得，因为与当年的高考语文状元分数相差无几。我至今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听说，高考与学校里的考试不同，平均每门 70 多分的成绩不算差，1977 年上海高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大概是在 200-240 分之间，我们街道录取的人里边，有些人的分数要比我低。可是因为我们街道大部分考生都未被录取，我也就释然了，没去多想，一心准备来年再考。不过，我还是写了首小诗《慨歌》，感慨自己的“笨”： 无由进塾门/有志入儒林/斯门何其严/斯林何其森/严兮人所设/森兮人所成/彼人我亦人/智星独不青？【注】 再考未录取 卡在政审关 1978 年的上海，有两件事情在社会上蔚然风气，可以称得上“时髦”，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赶这股潮流。头一件就是高考。那时参加高考是件光荣的事，不但单位领导有支持的“义务”，周围的人也会用赞赏和敬佩的眼光看待你。另一件事是买书。从 1978 年开始，陆续出版了许多“文革”前的文学名著，每次出售前，新华书店的门前都会早早地排起一条长龙。不管是什么书，男女老少都狂热地争相购买，以买到为乐事。不但一些“读书料子”成了这两件事的“粉丝”，连先前被视为“野蛮小鬼”的人也热衷于此。经过十年的煎熬，人们在知识文化上真的是“饿”了。那时，弄堂里谁家的孩子参加高考，就会成为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1978 年的高考制度作了一些调整。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试卷由五份调整为六份，文科的历史、地理，理科的物理、化学，在 1977 年是一份试卷，而 1978 年都各分成两份试卷了。教育部为统考颁发了复习大纲，明确了各门课程的考试范围和程度，大纲在新华书店公开发售。规定考试后先公布成绩，上分数线的才进行体检，然后发录取通知书。我报考文科，最要命的是数学。我只上过初一，绝大部分数学公式、定理都没学过，与其说是复习，不如说是学习。当时有一套《数理化青年自学丛书》，编得相当不错，其中数学就有九本，我把大部分的复习时间都用在“啃”这九本书了。 在我的记忆里，1978 年的夏季异常炎热，我每天晚上打着赤膊在办公室里习读。为了不让居民瞧见我这副“丑态”，我把前后门都关上，这无疑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蒸笼”。我汗流浃背，手摇扇子，将双脚浸在盛满凉水的脚盆里，抵御着热浪和蚊虫的双重攻击，专心致志地埋头苦读。半夜时分，瞌睡虫来了，去水龙头下冲一冲，直读到深夜一二点钟才回家睡觉。那时，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到早上五六点钟，就会像弹簧一样一跃而起，抓住上班前这段凉爽时间再复习一下，只在中午小睡二十分钟以补充睡眠。说来也怪，那段时期我的人体生物钟特别灵特别准，睡眠质量也特别好，这些都帮了我的大忙，真是天助我也！ 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我终于半生不熟地啃完了那九本数学书，又将语、政、史、地以及外语草草复习了一遍，就斗志昂扬地走进了 1978 年的高考考场。 这次的战绩不错，除了数学差强人意外，四门文科成绩都在 85 分以上。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家里有一台 9 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他告诉我，电视里公布了各门考试科目 80分以上的人数统计。根据我同学提供的情况，我的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文科成绩都进入了前二百名。我记得后来曾公布过一个数据，1978 年上海参加高考的总人数是二十三万左右，共招生一万，其中文科生三千名左右，我应该是有希望的。瞧着四门文科科目的成绩，我心里喜滋滋的，它们在成绩单上显得多么均衡，语文分数更显得漂亮。那年语文考到 80 分以上的人数比其他科目要少得多，原因是语文试卷突然变换了花样，不再是传统的作文，60%是词汇、语法、修辞等语文知识题，40%是缩写题，很多人不适应这种变化，他们考前猜题准备好的作文派不上用场，因此那年语文考砸的人不少。后来听说是北京大学朱德熙教授的主张。 1977 年和 1978 年，中专也开始招生，就在参加高考者里边录取，考生填志愿表可以既填大学又填中专。我也填了培养小学教师的安亭师专，还填了外地的学校，满以为按我的成绩，好歹总能进一所吧！1978 年高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按年龄划分成两档，25周岁（含 25 周岁）以下的比 25 周岁以上的低 20 分。我正好是 25 周岁，因此我的总分比上海一流重点大学同一年龄段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了 50 多分。这次高考成绩单是由高招办邮寄到考生单位里，所以许多同事都知道了我考得不错，认为我这次笃定可进大学了，纷纷前来道喜。可是在 1977 年和 1978 年的高考中，政审关还是比较难通过的，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有很多人还未及落实政策，有一些考生就因为家庭历史上或“文革”中的遗留问题，被涮了下来。我的录取也经历了一番长达半年的波折。 很快我收到了体检通知，这意味着我离录取仅一步之遥了。在我们里弄里，工作编制在生产组的街道青年中，参加高考的有十几个人，而拿到体检通知的只有我和一位上海师院附中的 66 届高中毕业生。想想看，我只是一个 68 届初中生，只念过初一，这样一高一低的组合真有点意外。当然，我的心里是甜滋滋的，也有点小小的“骄傲”，高高兴兴地参加了体检，也高高兴兴地开始盘算起 9 月入学的事情。 过了 8 月，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位高中生早就背着行囊去大学报到了，连中专的录取通知也发完了，而我竟然没接到任何录取通知书！我懵了，傻了，高兴劲儿烟消云散，一下子成了被人嗤笑的对象，我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我去高招办查询原因，每天去！那儿聚集了很多到了分数线而未被录取的青年，其中不乏高分者，有些人也是我们街道的。几天走访下来，透过高招办接待人员闪烁的言词以及与其他青年的交流，我隐约感到问题大多出在政审上。我的家庭虽然历史清白，但有个“社会关系”却有些麻烦。说起来，这个“社会关系”其实也是受他的“社会关系”牵累，其本人并无问题，结果却把我给弯弯绕绕上了。应该说，他的“社会关系”离我很远，可是政审是不管距离远近的。我感到委屈、冤枉，天天跑高招办，不再查询，而是申诉！我想过，只要讲清楚我的“社会关系”没有问题，我也就自然没有问题了。我讲得唇干舌焦，接待人员由着我讲，不表态，不置可否，不透露一点儿风声，到时间就打发我回去，每天没有任何结果。我知道口说无凭的道理，知道他们需要的是组织证明，可是他们就是不说出来！我既愤懑又无奈，无计可施，走投无路，情绪一落千丈，掉进无底深渊里。 上访鞋踏破 终于进大学 1978 年的高招办就设在如今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离我的家不算太远，平时我半小时便能轻松走到。像这样长的一段路程，那个年代的人们一般是不舍得乘车的，况且乘车还不能直达。可是那时我的精神几近崩溃，身体软弱无力，根本走不动。为了节省体力，我每天花五分钱乘两站，然后再走十多分钟去高招办。回来也是走一段，乘一段，每天要花去一角钱的车费，相当于一顿早餐的钱，而那时的人们大多也不会花五分钱只乘两站路，这是大大的不合算。从夏至冬，我顶着骄阳，冒着寒风，强打精神奔波在这条路上。我脚上的皮鞋，也经受着“磨练”，鞋底越磨越薄，最后终于被磨穿，露出了两只大洞。要知道，那时侯皮鞋是凭票供应的，我托人搞到票才买的这双鞋，多少金贵！可是当时我根本不考虑车费、皮鞋这些经济代价，一脑门的上学念头，哪怕上个外地的中专也好啊！我精疲力尽地走在路上，有时也真想放弃这种努力，可是上学读书的吸引力太大了，再想到所受的这份冤屈，想到如果不上学就只能一辈子呆在街道生产组，就更觉得自己毫无退路，只有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没有人能代替我来走这条路！ 在走访高招办的同时，我四处写信申诉、求助，结果都没有用。当时，我的“社会关系”的单位已经确定他没有政治问题，却不愿主动派人去高招办说明情况或出具证明，而只答应高招办或我的单位可以派人前去调查。而我的单位认为这件事应由高招办派人去，但高招办回答我，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工作程序，并说要是其他人也提出要他们派人调查，怎么办呢？我想想也是，不能为了我一个人，坏了人家的规矩。我只好再三请求我的单位给予帮助，因为这是唯一最了解我政治表现的组织。终于有一位孙阿姨（那时搞里弄工作的都是女同志，我们管她们叫“阿姨”）站了出来，愿意代表组织去我的“社会关系”的单位走一趟。自她去了一趟回来向街道领导汇报以后，事情就有了转机。其中的细节无须明言，自然是组织起了作用。事情办到这个地步，时间也已到了年底，恰巧此时国家号召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决定办一些大学分校，从 1978 年高考的落榜生中扩招一批学生，于是我终于在 1979 年的春节前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非常感激这位孙阿姨，至今不能忘怀，若不是她毅然站出来去办这件事，后来的事情真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也很感谢我单位的领导，他们在最后时刻帮我说了公道话。 我的高考风波，不但使我自己身心疲惫，也使我一家人都心情沉重，连元旦都没过好，现在总算可以过一个比较安心的春节了。我在春节里“打扫战场”，除了那双洞穿的皮鞋，还有就是满满一盒的五分钱公共汽车票，在那个装青霉素针剂的纸盒子里满得冒尖，顶得盒盖都盖不上。在纪念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周年的时候，我把这些近乎天方夜谭式的事情写出来，也算是我国高考制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见证。历史的潮流总是奔腾向前，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再也不会遭遇我这样的经历。今天在我们上海地区，凡有志于学的青年，几乎都有机会进大学。三十年沧桑巨变，真叫人不敢相信啊！ （写于 2007 年，为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而作） [注]星星在夜空中闪射青光。旧时迷信传说有文才的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 ，民间又有“智多星”的说法，比喻聪明人。 【作者王幼敏，男，宁波奉化人，1953 年出生于上海。1970 年回浙江乡下投亲插队，1972 年病退回沪。毕业于复旦大学分校、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任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未来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等职。出版中国语言文化著作多部】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