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 年 4 月 28 日，我出生在太湖之滨的无锡市。出生后十个月，因家境贫困被弃，送到了朱姓人家。小学三年级春游时，我在太湖畔遇到了一位俄语翻译。那人能讲两国语言，深深地吸引了我，从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一个梦想：长大后要做翻译！ 初中时我学的是俄语。初一下学期开始，我就能用俄文与苏联学生通信了。记得那时我没有钢笔，而钢笔书写外文是很漂亮的。我模仿连环画上中世纪的外国人，用鹅翅膀的羽毛代替钢笔。没有墨水，我就到学校医务室讨些紫药水来代替，效果还不错。和苏联小朋友通信是要贴邮票的，为了积攒邮资，我常常不吃午饭，把餐费省下来买邮票，初中三年中，我被饿昏过六次。即便如此，我仍然学业优秀，俄语、几何、代数三门课的考试成绩都是 100 分。 初中毕业时，社会上大力宣传邢燕子、候隽等知识青年返乡的事迹，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报名下乡。1964 年 9 月 15 日，我和其他两百多位无锡知青，来到黄海之滨的新洋试验站务农。 初到苏北农村，我和其他知青一样，满怀“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我们日夜抢收棉花，争“放卫星”，我曾经创造过一人一天拾棉花 220 斤的记录；我还和大家一起冲进失火的仓库，抢救国家的财产…… 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劳作之余，我常拖着疲劳的身躯，跑到有收音机的知青宿舍里去听俄语节目。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因此被指“长期收听敌台”。文革爆发后，此“污点”被无限放大，任我如何解释也无济于事，惨剧终于发生了。1971 年 4 月 29 日，盐城体育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我被押上批斗台，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那天，与我一同挨批的还有常州知青章无敌和朱明义。后来听说他俩不堪折磨，英年早逝。我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我心中有梦想，她赋予我忍辱负重的坚强意志。 三年的劳改期，我却在劳动之余写成了处女作《黄鼬的狩猎》一书。 劳改期满，我依然顶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直到文革结束才获平反。我依然是我，没有人强迫我，我还是放弃了回无锡市工作的机会，选择了扎根苏北。摘去了“帽子”，我如释重负，梦想之火再次点燃。 国门刚刚打开，离我们最近的日本率先进入国人的意识中，我开始晴耕雨读，转学日语。1979 年，我们夫妇俩承包着 60 亩棉田，在独学无友的逆境中自学，遇到的困难和艰辛，可想而知。为了解决学习与劳动的矛盾，我将吃午饭的时间，推迟到收听日语广播讲座的时间，一边吃饭，一边收听，模仿、跟读、做记录。劳动时，我将收音机背在身上，一边干活，一边收听。满脑子都是单词、句子和课文，甚至晕倒过桌前，休克过田间。 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和举一反三的自学方式，培养了我的日语思维。有一天，我一边拣棉花，一边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对日播音节目。当我听到“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我义愤填膺，就想予以驳斥。我马上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身份，对着录音机用日语发表了一通演讲，要求日本文部省官员反省历史。随后，我把录制带寄往北京广播电台。不久，我收到了北京广播电台回赠我的两盒满是日语歌曲的磁带。欣喜的同时我学会《北国之春》等日语歌曲。一次耕田时，我对着广阔的田野放开喉咙，唱起《北国之春》。一位姓沈的老农，听到我纵情地唱外国歌，就停下来在田头等我。我耕到田头时，老沈皱着眉头道：“朱蕴忠唉！我就弄不懂，你承包几十亩棉田，一天忙到晚，不哭就是好事了，亏你还唱得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笑答：“人各有志，兴致来了，就唱呗。”老沈摇着头走了，嘴里自言自语地说：“痴子，神经病！”周围的人们讥笑声一片。 有人说：“朱蕴忠神经有毛病！整天跟鬼讲话。” 有人说：“朱蕴忠大脑不正常！” 也有人当面嘲弄说：“朱蕴忠唉！盐城打电话来，请你去做翻译呢！” 就连我的继母也当众讥笑说：“自古以来，朝中无人莫做官，你一个种田的，还想当翻译官啊？牛皮！牛皮！牛皮！要是你能做翻译，火叉可用青竹竿；要是你像小方卿，油面筋好当电灯泡，我头顶香炉十八斤……” 面对闲言碎语，我始终以实干代替舌战，从不与人争论，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止我追求梦想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在插班参加了苏州桃花坞日语函授中心“现代日语班”，27 次作业和考试中，我得了 23 次 100 分。最终考试成绩毫无疑问也是 100 分了。继而，我又参加了“翻译实践班”的函授学习。至此，我自认为做好了当翻译的准备。 1986 年冬，我印了 100 张名片，上面印着“现代日语翻译 精诚为您服务”的字样。不久我发出的第一张名片就有了效果。1987 年 1 月，盐城市无线电元件厂向我发出聘用函，从此我开始踏上了日语翻译的岗位，实现了心中的梦想。同年 9 月，我在盐城胶鞋厂担任日本福山橡胶株式会社生产鞋子的现场翻译时，引起了盐城新闻媒体的关注。10月 24 日《盐阜大众报》上刊登了《为伊消得人憔悴——记自学成才的日语翻译朱蕴忠》一文，介绍了我自学成才的故事。我的梦想终于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认可。1988 年 10 月，我在担任中日技术交流的现场口译时，引起了当时大丰县人事部门的重视。经过当时大丰县人事局韩玉鹤、组织部顾俊发、人才交流中心树苏芳等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合考察，我被作为急缺人才引进到大丰市，安排在中日合资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担任日语翻译。1989 年 10 月，我作为随团翻译，首次出访日本东京等地。回国后，我亲临我国第一台 Unicase 回火炉和加热炉的研制现场，甚至亲自钻进炉膛参与工作，为公司，也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的故事也被《扬子晚报》 《新民晚报》 《南方日报》《中国劳动人事报》等新闻媒体广为宣传。 成绩也是双刃剑，有的人满足了，止步了；有的人视其为动力，更加来劲了。我是后者。 1990 年 12 月，我获得了助理翻译任职资格。1992 年，在做好翻译工作的同时，我参加中文专业自学考试，当年一举通过七门课程的考试，用了不到二百元人民币，完成了自学考试，获得了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我还被大丰市有关部门邀请去做自学考试的经验介绍呢。 1994 年 3 月，我调到大丰市对外贸易公司。到岗第三天就参加华交会，开馆当天就与日商签订了二十万美元的沙蚕出口合同，结束了大丰外贸从来没有外贸合同的历史，打开了盐城地区对日出口沙蚕的大门。此后，我连年被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 1996 年，我用了 54 天时间，以 93 分的成绩，通过了晋升日语翻译中级职称的考试，同时通过了全国外经贸行业外销员资格的统考（此项考试的合格率仅有 28%），以及旅行社综合业务考试。从而，我被周围的人们称作为“考试专家”“活电脑”。 大凡一帆风顺之时，老天总会设法让人清醒清醒的。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至今令人哭笑不得。1997 年 9 月 26 日，《上海老年报》月末版 “社会写真”栏目，以《我的事业从五十岁开始！》为标题，报道了我自学成才的故事。不料，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公司让我下岗了，而且是整个大丰外贸系统唯一的一个。那年，我正好是五十岁。 于是，讥笑声四起。有人当面笑道： “你的事业从五十岁开始？五十岁落得个下岗，到看你怎么开始！呵呵呵……” 我无言以对，但是我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能做的就是调整心态，不找市长找市场。一月份我骑着自行车跑工厂，二月份我打电话、发传真，三月份我迎来了日商佐佐木，四月份我接到了 72.8 脱水辣根片的订单，五月份我发货，六月份我又上了《盐城晚报》 《经贸导报》，七月份我迎来了沙蚕发货旺季，八月份我帮助其他下岗工人“再就业”，九月份我领到了外贸公司补发的工资，十月份我登上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领奖台，荣获国家科委人才中心颁发的“十大杰出跨世纪人才”荣誉证书与奖杯。年底，我被中共大丰市委、大丰市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工作者”。——这就是我面对下岗的态度，就是我下岗以后的作为！ 实干总能出成绩。我的经历和事迹，被海内外七十多家新闻媒体广为介绍。为了帮助广大青年自学成才，我写了一本书，叫《怎样自学成才》，1999 年 4 月正式出版了。接着， “全国城市优秀读书家庭” “世界杰出人物证书” “全国人文科学优秀专家学者” “盐城市职工自学成才奖”等荣誉称号接踵而来。面对表彰和荣誉，我仍需扬鞭奋蹄，自觉地以我们这代人的楷模焦裕禄、孔繁森、雷锋、王杰等为榜样。苦干实干，不计报酬，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当有些翻译频频跳槽，开起小车，拿取万元月薪时，我甘愿骑着自行车，在基层一线做翻译；当路见女子投河轻生，众人围观之时，我毫不犹豫跳下河去救人；当工友遇到灾难时，我会掏净口袋中所有的钱；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有外事活动需要服务时，我会不谈报酬先干了再说。总之，全心全意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是一个外语翻译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的爱好也比较广泛，这些年还写了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出版了《三下风云》《电子商务空手道》《牛房艳遇》等书，顺理成章地形成了考场、农场、商场、情场之系列。 我是知青，我的文章中有很多知青时期的故事，很多知青书籍、报刊和网站，也发表了我的作品。 2008 年 11 月经全国翻译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我获得副译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我通过 30 年的刻苦自学，终于实现了我的梦想。我要感谢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与世界接轨的平台；感谢各级领导和用人单位对我的赏识和聘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响应习近平主席的号召，尽己所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多作贡献！ 【作者朱蕴忠，男，1948 年 4 月出生，17 岁下乡，22 岁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32 岁平反，42 岁起担任日语翻译，47 岁任大丰外贸公司部门经理，50 岁下岗，经历了下乡、下狱、下岗之磨难，在逆境中自学成才】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