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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XX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后，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后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后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后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