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夜话
(武汉)王永宏
30年过去，似乎弹指一挥间。然而，当昔日的知青朋友们重聚一堂，以《我们曾经年轻》作题，用歌用舞再现我们这一代人当年的生活历程时，似乎天上降临的声音，向我亲切召唤；仿佛攻城的擂木，打开了心底30多年的尘封。泪水浸漫了我已显冷峻的双眼，热血又在我疲惫不堪的躯体内奔涌。这千言万语该从何说起哟，我感叹：岁月悠悠，人生坎坷……30多个春秋，居然都在共和国的风口浪尖上拼搏；旧景新画，竟然全在人生的苦乐之颠书写年华。现信手拈来一页，取名《狂人夜话》，以图将这段颠倒的人生，与诸位知青朋友奏一曲生命的合弦。
1971年秋摄于渡槽水库工地(前一为王永宏)
记得，1972年3月底，即在我22岁的年龄，孤身独影的我正默默地伏在权当书桌的竹片床沿，聚精会神地攻读政治经济学。这“知青”屋土砖垒壁有门无窗，即使烈日当顶，也暗似黄昏。只有屋顶的两块玻璃“亮瓦”，像电压不足的舞台射灯，将微弱的光线投在床前。别以为老天吝啬，只要刮风下雨下雪，老天爷定会将枯枝败叶、尘土砂砾、雨水雪粉慷慨地撒个满头满脸。 据村里人说，这屋原属一孤老太婆，因命运多舛，生活无望，就在我头顶上这根乌黑的细梁上吊死了。由于经常闹鬼，无人敢住，所以照顾给知青。鬼，对于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的人来说，自然不会放在心上，只是这摆脱不掉的迷茫和孤独，像鬼魂一样时时缠绕着我，在心灵深处散发着凉气。  我轻掩书本掐指一算，哥哥去县城已有十五六天了。临走，他抛下一句话：“我顶多过18天回到这里，你自己看着办。我只能帮你跑个龙套，搞砸了是你自己的事。”砸，能砸么?我可是背水一战哪！假如失败，就只能作鱼死网破之争。但此时此刻，我还能要求这个同胞哥哥什么呢? 1972年仍“在岗”的知青，大约只剩下“一小撮”“黑七类”了。我，身上虽盖有“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红色印记，但有“史无前例”的表现，当属更可怕的“黑七类”，所以深知与招工、招生绝缘。当身边的知青伙伴们像《泰坦尼克号》上的旅客们，拼命争夺招工、招生这几条有限的救生艇时，我只能像那甘心殉葬的琴师，用心弦祈祷他们平安。至于我自己，在那踽踽独行的田埂上，我放声歌唱：“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我忍住心中的痛苦，幸福地来歌唱。” 当一、二、三批招工结束，“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只属于县、区社三级干部子弟的专利时，知青们逃生之门似乎呼然关闭，绝望的空气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正当此时，黑墙之角悄然透出一丝光亮，这便是知青可以因病转迁回城。当然，其条件极其苛刻，检查极其严格，若不具备绝症资格，休想攀上“病转”的“天梯”。但是，有光亮就有希望，求生的希望能够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知青们在钻地打洞，四处寻求奇甲遁术“造病”秘方。耳濡目染，我也呷然心动。 然而，此事谈何容易。“反读”医书，与“同病相怜”的朋友们“会诊”，只能制造诸如肾炎、高血压之类的“通病”，与我这挑断过四五条杂木扁担的“十分工”身价不合。有谁相信：我这曾受过二三年严格的体育专业训练，现享誉全公社的全劳力冠军，会有什么大毛病?可以想象，像我这种“知名人物”，在“归山”的每一个关口，将会得到多少“特别关心”。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年关将近。按知青的惯例，该回城探望望眼欲穿的老父老母了。这暂时的团聚，不啻是知青们短暂的“解放”，使得昔日的回家之路充满欢歌笑语。然而，今天的探亲之路，已是路断人稀，满目荒凉。失恋之痛，又在阵阵袭击着我这个蹒跚在泥泞小路上的“乞丐”。不知什么时候，歌声——我唯一的心灵镇痛剂，又在旷野上低回荡漾：“失去了伴侣的人，现已俩相离，眼看秋去冬将来临，雪花飘零零……世上的人都讥笑我，精神病患者……”唱到此处，一丝闪念蓦地掠过脑海：“精神病患者”！我不就像精神病患者吗?有谁听见我在冤狱、酷刑、失恋时呻吟过一声?又有谁看见我在饥渴、苦役和酷热严寒中皱过一下眉头?这像冰雹一样袭来的苦难引发我的，倒只是引颈高歌和敞怀大笑，以及像犟牛般默默前行。试想，在世人眼里，那些对愁苦浑噩不知、对疼痛木然不觉者，不是傻瓜便是疯子！我不是常常在农民朋友们那疑惑不解的眼光里、怜悯的唏嘘声中和欲言又止的探询中，发现他们的这个怀疑吗?得了，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装疯的条件，于我王永宏得天独厚！ （未完待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