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熊氏认为，维护“人道之尊”，必须破除出世、破除造物主、破除委心任运思想，自强不息，积极入世。“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常创进而无穷也，新而不竭也。君予以自强不息，明天德在人，而人以自力显发之，以成人之能也。”否则，“人将耽虚溺寂，以为享受自足，而忽视现实生活，不能强进智力以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备物致用，以与民群共趋于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识得孔氏意识，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的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熊十力以这种自觉的人本精神，强调以“人道”统摄“夭道”，珍视人的价值，高扬活生生的生命力量，提倡刚健进取的人生态度。
冥悟证会·性修不二
熊十力本体论中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透识本体的问题，这也是熊十力哲学的方法学问题。如何去“见”“本心仁体”呢？靠逻辑方法、思辨方法能不能“见体”呢？关于对“本心仁休”的透识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为此，熊十力区分了所谓“科学的真理”与“玄学的真理”、“科学的心理学”与“玄学的心理学”、“量智”与“性智”、“思辨”与“体认”。
熊十力认为，就真理本身言，无所谓科学与玄学之分，但就学者的研究对象而言，似乎应当作出区别。“科学尚析观（析观亦云解析），得宇宙之分殊，而一切如量，即名其所得为科学之真理。……玄学尚证会，得宇宙之浑全，而一切如理，即名其所得力玄学之真理。”“吾确信玄学上之真理，决不是知识的，即不是凭理智可以相应的。然虽如此，玄学决不可反对理智，而必由理智的走到超理智的境地。”熊十力认为，科学有科学的领域，但科学不能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人类如果只要科学，而不要“反已之学”，将会带来许多弊病。那就是放弃了万物发展到最高级的人类的内部生活，抛却了自家本有的主体性和道德人格。如果没有玄学真理，科学真理也失去了基础和依归。
熊十力认为，科学的心理学，注重实测，以神经系统为基础解释心理现象，但科学的心理学的实验却不能解释人类的高级心灵——仁心。“心的发展，必至乎仁，始不受铜于形气的个体而流行充塞乎宇宙。”“若夫高级心灵，如所谓仁心，则惟有反已体认而自知之耳，诚非实测术所可及也。”“哲学的心理学，其进修，以默识法为主，亦铺之以思维术。默识法，反求吾内部生活中而体认夫炯然恒有主在，恻然时有感来，有感而无所系，有主而不可违，此非吾所固有之仁心钦。”这就是说，科学手段和方法，包括心理学的理论和实验，并不是万能的，其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人们的道德意识，人们对于完满人格的追求，人类的主体性、创造性，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据，所有这些，不可能用层层剥蕉的分析方法、思维术或实验手段来解决，只能用高一层次的玄学本体论及其“默识”、“反求自识”、“反己体认”、“思修交尽”、“性修不二”的方法来解决。哲学之知和科学之知分属不同的层次。在自然科学领域里，需要向外探索，以理性思维为主要方法：在玄学范围内，需要的是反省自求，起主要作用的是一种超乎理性思维的“觉”和“悟”。前者是“为学日益”的“量智”，后者是“为道日损”的“性智”。“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的觉悟。此中真的自己一词，即谓本体。……即此本体，以其为吾人所以生之理而言，则亦名真的自己。……量智是恩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的理则，及于听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故说名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得假之以自用。”“性智”是不待外求的“具足圆满的明净的觉悟”，而作为“恩量和推度”的“量智”，不过是“性智的发用”而已。性智是本心之异名，亦即是本体之异名；因此所谓“见体云者，非别以一心来见此本心，乃即本心之自觉自证。”熊十力认为，“量智”只是一种向外求理之工具。这个工具用在日常生活的宇宙即物理的世界之内，是有效的，但若不慎用之，而欲解决形而上的问题时，也用它作根据，把仁心本体当做外在的境物来推求，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玄学及其方法则不停留在这一步，它需要从性智上着涵养工夫。“量智只能行于物质的宇宙，而不可以实证本体。本体是要反求自得的。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和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即是无所谓内我和外物的分界），冥冥自证，无对待相（此智的自识，是能所不分的，所以是绝对的）。”“因为我人的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原来不二，所以，我们凭着性智的自明自识才能实证本体，才自信真理不待外求，才自觉生活有无穷无尽的宝藏。若是不求诸自家本有的自明自识的性智，百只任量智把本体当作外在的物事去猜度，或则凭臆想建立某种本体，或则任妄见否认了本体，这都是自绝于真理的。”这就是说，关于本心仁体的认识，其实是一种自我认识，是一种自明自了。熊十力说：“今云证会者，谓本体之自明自了是也。”“夫证会者，一切放下，不杂记忆，不起分别；此时无能所、无内外，唯是真体现前，默然自喻。”“恃思辨者，以逻辑谨严胜，而不知穷理入深处，须休止思辨，而默然体认，直至心与理为一，则非逻辑所施也。恃思辨者，总构或许多概念，而体认之极诣，则所思与能思俱泯，炯然大明，荡然无相，则概念涤除已尽也。（概念即有相。）余之学，以思辨始，以体认终。学不极于体认，毕竟与真理隔绝。”按照熊氏的说法，证会或体认，是一种顿超直悟，当下睹体承当，不需要经过感觉、概念、判断、推理，顿然消除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熊氏强调，玄学不废理性恩辨，玄学不排斥量智，但必须超越思辨或量智，达到天人合一的性智、证会或体认的境界。玄学境界，也即是玄学方法。这是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记忆、想象、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浑然与天道合一的一种大彻大悟。
治学精神
熊十力《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他将王船山与李恕谷拿来作一对照：“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灌注人间。……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熊氏认为，“恕谷忍不住寂寞”的背后，其实骨子里正是“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所以“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于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熊十力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对于那个时代痛下针砭。他说：“中国学人有一至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逐臭者，趋时尚，苟图媚世，何堪恬淡。随众势流转，侥幸时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飘如飞蓬，何能专一。自无抉择之习，唯与俗推移。无所自持，何能恒久。故一国之学子，逐臭习深者，其国无学，其民族衰亡征象已著也。而中国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实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分途并进，喜逐臭，而不肯竭其才以人弃我取，此甚可忧。”
自本名言
1、“仁者，本心也。即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之本体也。”
在他看来，由于“本心”具有“仁”这样的道德的规定性，姑而能够成为人生价值的源头。“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正是因为有“本心”这个价值源头作为担保，人生才不至于产生虚幻不实的失落感，而这正是儒学的精粹之所在：“识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的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
2、“古代封建社会之言礼也，以别尊卑，定上下为其中心思想。卑而下者，以安分为志，绝对服从其尊而上者。虽其思想，行动等方面受天理之抑制，亦以为分所当然，安之若素，而无所谓自由与独立。及人类进化，脱去封建之余习，则其制礼也一本诸独立，自由，平等诸原则。人人各尽其知能，才力，各得分愿。虽为父者，不得以非礼束缚其子，而论其他乎?”
3、关于“平等”：“平等者，非谓无尊卑上下也。然则平等之义安在耶?曰：以法治言之，在法律上一切平等。国家不得以非法侵犯其人民之思想，言论等自由，而况其他乎?以性分言之，人类天性本无差别。故佛说:"一切众生皆得成佛"，孔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皆平等义也。”
 人物影响
在20世纪中国文化中，中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有关哲学重构的努力，即通过对比和吸收西方哲学的理论、观念、方法，重新建构中国哲学的哲学系统，使之成为既具有近代性的哲学体系，又可彰显出中国哲学传统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特色，并使之在世界哲学中占有一席地位。在这个方面，比起有志发扬其他古代思想流派的学者，现代新儒家的成绩可谓卓然有成。当然，每一位现代新儒家对何为儒家思想（儒学）的核心认识不同，由之决定了他们所入手的方向不同，故他们所建构的体系也各不同，而熊十力的哲学体用论，就其继承发展中国哲学而言，是他的同时代人公认最有特色且最为成功的一个体系。
熊十力哲学最突出之处，是他的体大思精的本体枣宇宙论。20世纪，不仅中国哲学遭遇强大的颠覆力量，西方哲学传统也受到了根本挑战。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在肯定对古代或过去哲学的突破和超越的同时，通过阐释和发展，重新塑造东西方的哲学传统，就成为很重要的课题。近代哲学发展的大势，熊十力亦有了解。他了解本体论是西洋旧哲学所喜谈，而为晚近所忽略；但他坚持本体论对哲学的基础意义，努力发展出一种体现中国哲学精神的近代化的本体枣宇宙论。在他的哲学建构中，在总结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唯物、唯心等哲学的思考，致力回应西方哲学对东方哲学的挑战，成功地建立了他的富有特色的宇宙论枣本体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深刻性、独特性、宏大性，使得他的哲学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了近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典范。
熊十力的哲学是以他的哲学观为基础的。西方哲学的传统认为哲学只是爱智之学，熊十力则认为，其实哲学有许多形式，并非仅仅是爱智之学；爱智体现了哲学的理智思辩的方面，但哲学并不限于理智思辩的方面。可见，熊十力不是仅仅站在西方哲学传统来理解“哲学”，而是从世界多元的哲学思想传统来看哲学的“定义”。在熊十力看来，中国哲学的儒家道家等，其特点是既有理智思辩，更有超出理智思辩的方面的内在体证之学。他认为，这种既有理智思辩而又不限于理智思辩的哲学，才应当被视为哲学的正宗，只有理智思辩，或只有内在体验，都不是完满的哲学形式。熊十力的这种看法，即哲学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希腊爱智意义上的理论活动，而且应当包含理智思辩以外的其他思想活动，说明他没有盲目接受欧洲中心的哲学观，而且是以非欧洲中心的一种普遍主义的立场来看待哲学。与西方许多哲学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现代中国一些东方保守主义的哲学观相比，熊十力的主张无疑更为合理，熊十力吸收了西方哲学的长处以补中国哲学之短，又把哲学理解为超乎西方传统爱智的意义，在哲学的观念中加入了东方和中国传统的学术意义，力图拓展哲学的世界性。虽然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更多带有其心学主张的色彩，但这种主张符合多元文化的价值，而且在肯定分殊的同时也仍肯定理一。更何况熊十力实际地建立起了他的本体论枣宇宙论体系，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44）
《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撰）（东升印务局1949）
《明心篇》（熊十力著）（龙门联合书局1959）
《乾坤衍》（熊十力造）（中国科学院复印]1961）
《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熊十力著/唐君毅著/殷海光著）（牧童出版社1978）
《体用论》（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3）
《明心篇》（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4）
《新唯识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85）
《佛家名相通释》（熊十力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
《论张江陵》（熊十力撰）（文明书局1988）
《论六经》（熊十力撰）（明文书局1988）
《摧惑显宗记》（熊十力著）（台湾学生书局1988）
《孔子文化大全.第2种,论著类》（苗枫林主编/熊十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89）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群言出版社1993）
《存斋随笔》（熊十力,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体用论》（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4）
《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熊十力,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熊十力卷》（刘梦溪主编/熊十力,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十力语要》（熊十力著）（中华书局1996）
《大海与众沤:熊十力集》（熊十力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熊十力学术文化随笔》（熊十力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
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广结善缘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文明思考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再抵北京
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1948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十力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文革之挫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