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前同事施融从纽约发给我一篇有关“天鹅阁”和程乃珊的文章。“天鹅阁”那个小小的西餐馆已经停业几十年了，到今天还被人提起，不禁也勾起了我对它以及对乃珊夫妇的许多回忆。

“天鹅阁”坐落在淮海路和东湖路的转弯角上，只有一间很小的门面，好像只能摆下三四张台子吧。1976年我们上海电影译制厂从万航渡路搬到永嘉路，离“天鹅阁”就只隔着短短的一条汾阳路。用不了一刻钟就能走到了。所以偶尔我和赵慎之觉得厂里食堂的饭菜不对胃口，就会结伴去“天鹅阁”，两人合吃一碗焗面，再各自要一小碗罗宋汤，两片面包。这样吃下来，大约花个4或5毛钱，价钱不算太贵，又免得一个人吃一碗焗面太腻。

1984年，我们退休离厂。我受聘去了上海电视台“海外影视”做译制导演。没有了赵慎之这个伴儿，便少有机会再去“天鹅阁”了。直到1985或1986年，我私人接了中央电视台一部译制片，在淮海路的教育学院录音，就在“天鹅阁”对面。本来我们午餐都是吃盒饭的，那天，施融说：“不能光顾赚钱，也要善待自己。咱们去吃一次西餐吧。”我一向喜欢西餐，便首先响应了。可是，那次“天鹅阁”的焗面和汤，味道既不如从前，价钱也涨了不少。此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天鹅阁”。后来听说“天鹅阁”歇业了。

2005年，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上签售。本来也在书展上签售她的新书《上海Lady》的程乃珊听说我也在签售，为了让我们签字，排了两个钟头的队。她对译制片的重视与礼遇，使我深感荣幸，怎能不把她引为知己？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我们的聚会，往往选择在一起吃一次西餐，或者喝一次下午茶。一面吃，一面天南海北地神聊，她对很多译制片的镜头组接以及一些台词都如数家珍。如对西班牙影片《影子部队》里邱岳峰配音的落魄演员之死：二战后，演员失业，为了养家糊口，他去做了建筑工人，从高空摔下，受了重伤。他临死前说：“我在世界各地表演过死，现在我真的要死了，请大家为我鼓掌吧！”于是由我配音的他的妻子，含泪带头为他鼓起掌来。再如对保加利亚影片《穷街》那诗情画意的结尾：远方的战士胜利归来，他的爱人正在晾晒床单，他看到了床单上爱人苗条的剪影，他搬掉了凳子上的洗衣盆，坐了下去。这时，他的爱人掀开床单，一眼看到了战士……影片戛然而止。她的这些话怎能不让我感到万分亲切？我也会就她的新书谈些题外话，如绿屋那些人最后的命运以及她翻译的《上海生死劫》中的郑念母女。郑念是我厂同事姚念贻的姐姐，她冤死的女儿郑梅萍曾和我在同一部电影《牛府贵婿》中扮演妯娌。……真有聊不完的话题。

聚会的时候，程乃珊一般都会带上她的丈夫严尔纯先生。我则多半带上《我的配音生涯》的编辑，后来成为我的“死党”的陈飞雪。相熟以后才知道，严尔纯竟然是上海巨富颜料商人吴同文的外孙。吴同文建在铜仁路上那座上海有名的绿屋，是由匈牙利著名设计师邬达克所设计。造型奇特，就像一艘巨轮，停泊在绿茵场上。我当年上下班，经常骑车路过那里。没想到，竟跟那豪宅的后人成了朋友。但是在严尔纯身上，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贵公子习气。当我们吃自助餐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跑腿儿的，一次次去帮大家拿吃的。我们要拍照了，他又变成摄影师。

有一次说好了我请他们夫妇，乃珊说地点由她来选。她选的是“天鹅申阁”。

“天鹅申阁”也在淮海路附近。门面要比“天鹅阁”大得多。我们请出了女店主，问她的店跟“天鹅阁”有什么关系？她说什么关系也没有。只是喜欢“天鹅阁”的菜和它店里的氛围，才起了这个店名。

其实不光是我和乃珊怀念“天鹅阁”，我儿子音乐学院附小的同学，已在美国定居三十多年，还在和他的上海老乡讨论“天鹅阁”和“天鹅申阁”到底有没有关系，还特意发微信来问我的儿子。

记得余秋雨说过，当他和一位初识的台湾女记者在电话中说到中国古典诗词时，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立刻就让彼此感到同为炎黄子孙的同胞之情。那么是不是两个上海老乡，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相遇，只要提到那小小的“天鹅阁”，也会成为上海人的标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