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着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的周恩来、邓颖超生前一封封情文并茂的家书，记录着他们夫妇间殷殷深情。其中两封是1955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亚非会议前夕的相互通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百废待举，外交也是刚刚起步。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加上美国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干扰破坏，许多亚、非、拉国家与中国一时无法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4月将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周恩来极其敏锐地看到，这次会议不仅在亚非历史上，而且在现代国际关系上都将是划时代的创举，标志着亚非国家自己掌握命运的新时代的来临。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正是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增进国际交往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好机会。2月1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复电印尼总理，欣然接受邀请。 然而，“美国希望根本就不召开亚非会议”，并且极力阻挠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不断进行诋毁中国的宣传。台湾国民党当局为破坏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竟然派遣特务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对周恩来下毒手。国民党当局在周恩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尼总理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妄图谋害周恩来并着手策划。 为了妥善处理会议上可能出现的变故，使之达到预期的目的，从2月开始，周恩来就着手研究、制定方案。当时，他刚做完阑尾手术，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指派他参加亚非会议有些犹豫，但是周恩来毫不犹豫，毅然承担了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重任，率领陈毅、乔冠华等前往万隆。 1955年4月7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昆明。那时，中国民航还没有远程飞行的飞机，代表团只得向印度航空公司租用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载送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不曾来过中国大陆，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等候。当时代表团在昆明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准备在这架飞机上放置爆炸物。 情况十分险恶，谁也无法完全预料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感情真挚、体贴入微的女性，她与周恩来心心相印。此时此刻她身在北京，怎么能不牵肠挂肚，焦虑不安呢?4月10日，她关切地写信给周恩来: “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决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的严密检查，是必需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对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的在期待着欢迎你。… …” 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尽管我国安全部门采取了防范措施，但由于香港当局忽视了对机场地勤人员的检查，致使国民党特务收买了启德机场的检修人员周驹，在飞机右翼轮舱内放置了定时炸弹。4月11日，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离香港前往印尼5小时后，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先行到达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尼的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由于周恩来应约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埃及等国领导人会晤，事先改变了出国路线而得以幸免于难。就在这天，周恩来正好收到邓颖超的来信。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周恩来临危不惧，泰然处之。4月12日凌晨，他在复信中深情地写道：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4月14日，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按原计划率代表团赶往万隆出席会议。 万隆会议从4月18日开始至4月24日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周时间，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方针，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求同存异”的方针成为万隆会议的原则，它促使会议得以圆满成功。这次会议为新中国赢得许多朋友，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无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时期，周恩来、邓颖超所处环境不同，肩负的任务也不同，但是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和革命活动常常是极具挑战性的，他们的身心饱经艰辛和危难的磨练，他们聚少离多，“每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各自都意识到“每次的生离着实意味着死别”。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在婚后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相濡以沫，同舟共济的呢? 周恩来曾经对他的侄子、侄女们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必须是“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从那时起，他和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伴侣。 1955年2月，邓颖超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和恩来同志将满三十年的夫妻关系，能够相处得比较好，能够巩固至今，最主要的一个条件亦是一条经验，那就是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起来，而又以政治为主导去加以处理，加以发展，在不断地改进着而得以巩固的。” 正是由于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国为民的献身事业上，他们有同样惊人的斗争胆略和超凡的智慧，有同样高尚的品德和情操，有同样豁达大度的襟怀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勉慰，患难与共，从而结成终生的战友、伴侣，并成为世人崇敬的两位伟人和一代楷模。 编辑｜侯梦玮 责编｜陈彦如 编审｜项东民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