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 —1— 2005年时，公司派遣我常驻东京。6月30日早起打开计算机，不想兀然蹦出一张带着黑框的照片——啊，是启功先生！立时我的眼前一片晕眩！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由于本人多在外地及海外生活，与启老便疏于联系了。在我届时客居的东京御茶水公寓里，正好挂有一幅启老写给我的立轴： “九月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 我抬眼凝望之，仿佛望着彼世彼岸。唉，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极尽造化之弄人也。有人送美酒，也有人送度牒，没想到这次度牒送达的竟是启功先生，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我与启老面对面的会晤，仅有可数的几次。不过，就是那短促的几次交往，却给我带来了终生享受不尽的教益。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启老做为一代大家学者，在他当年教学及社交的范围内，我是个极其平庸的另类，也算个让他不得不分心关照的晚辈。 如今，又是多年过去了。每到启老的祭辰我都想写几行字，以表思念之情。只是每每落笔的当儿总会徘徊不已：你是想写感激的“投名状”呢？还是想写对启老的真实缅怀呢？如果写感激，岂不张扬了你受益的“价值”吗？——藏财不可露也，极易遭来羡慕恨也；如果写缅怀，你有勇气去暴露当年“世俗龌龊”的心理吗？——藏垢也不可露也，极易遭来鄙视恨也……尽管有此思虑，然本人已七十过之岂谈逾矩，耄耋来之岂谈心欲，何必在乎浮世绘那类的褒贬戏语呢？索性磨砻砥砺，抛却顾忌，将那段铭心的交往复述如下。 我记得第一次拜访启老，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与书法家爱新觉罗·兆丰一同去的先生家。  （溥杰先生写给我的立轴） 那年我呢，三十开外的壮年，由FESCO派遣到一家日本商社工作。职务用日语称叫“事务局局长”。如果不懂日语的一看名片，还真的以为是个什么“官”呢，嘿，局级的！其实译成中文不过是“秘书长”的意思。说得具体点，当年外商在中国注册的机构都算“社团法人”，即非盈利组织，我不过就是管理几名秘书，以及办公室杂务的小头头而已。 兆丰受“爱新觉罗家族”亲友的委托，当然也是经过了溥杰先生首肯的，担当了翌年在香港举办的《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之联络人。但是兆丰所在的北海叠翠楼，出于办公设备的限制，届时还打不得长途、发不了传真。他便找到我，用我办公室的设备与两地亲族联络。譬如为了请“南张（大千）北溥（心畬）”的溥心畬家人，拿出珍贵作品参展，兆丰来我办公室打过若干长途，发过若干传真。那么我呢，间接着帮了族亲的忙，也等于是参与之的一名“志愿者”了。 我们同去启老家，就是去征集启老参展的作品，去索求启老的照片底版，好拿去印制宣传画册。就这样，我第一次拜访启老的事由，乃是为“公事”而去的——其实在“公事”的背后，我家与启老还有过“私事”的交往。 —2— 那是个仲夏的午后。我办公室配备的是“黑牌照”车。那个年代也算“特权”了，与外国使馆的黑牌车同等待遇。 我们一路无阻，直接进了北师大，停在启老家的小红楼前。兆丰系启老家的常客，他轻车熟路地带着我直奔家门。 给我们开门的是启老内侄夫人，将我俩直接让到“坚净居”书房内。启老是摇着芭蕉扇，穿着大背心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那年家中还没有安空调。 兆丰首先拿出“民政部”同意办展的“批件”给启老看，我也递上了我的名片。我是兆丰带来的“生人”嘛，兆丰自然要负责任地向启老介绍我两句。之后，我也恭恭敬敬地自报了家门： “我叫趙群，正白旗，大尾巴肇本家，曾祖父红带子……” （这里解释一下：肇，乃爱新觉罗氏之祖姓；满族人家系“红带子”，即说明了其祖上的某一辈有系“黄带子”的，起码从宗谱的认可上，多是“宗室觉罗”人家——我这里仅是说明祖上的家识、族规，并没有为封建遗俗埋单的意思。） 我一般见了“身份”高的族亲，多是这样报家门，有对彼方的尊重，也有不卑不亢的谦恭，明白的族亲自然就明白了。当年的满族后裔有股“俗气”，即改革开放了，在不谈政治、不谈国事，只谈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以为数典一下家世、排排家谱的又何妨？于是上口突愣愣地就报爱新觉罗，就拿八大家族说事的大有人在。我虽说也免不得俗，但想脱俗、离俗之自知之明有木有也有之，尽量规避罢了。我记得启老也说过，“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吗？现在很多爱新觉罗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这实际很无聊。”谨就这一点，我想我外延出来的气质，与启老的想法是一致的，用当下的时髦话说，“三观”较比接近。 “都坐吧，坐，站着齁累的。”启老乃是闪烁着孩童般的笑眼，与我俩寒暄的。 在我眼中看来，启老的书房有些陈旧、凌乱。靠墙立着的书架，仅是一副木板的架子，没有与墙壁隔开的后挡板，看着很简陋。我记得我自恃与启老不见外，走到书架前蹲下，从贴着书架的空隙中，抽出一张掉在夹缝里的小扇面，吹了吹浮尘，给启老放在了桌上。  （兆丰给我写的横幅） 兆丰要与启老商议字画、照片翻拍等事宜，他自然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地在讲，启老乃是慈眉善目地在听。我在旁听的过程中，的确有谒见大佛自虔诚的感觉。但同时，或许是深藏于冥冥之心的守望？我从第一眼与启老的对视中，就自信了自己与启老一定对脾气，自己心中“忍俊未发”的求字意愿，肯定能实现。当然我自信的一大半，乃是建立在我家与启老的“私交”上。  我爷爷爱新觉罗·荣僖的手中，曾留有若干“清俄边境”的界碑碑拓，全系老满文的。 注：这里因无法规避且说明一下，我家是民国后改姓为趙的。 有一年，我父亲趙治民与我堂叔趙维臣一起，曾找启老给鉴定过那批碑拓。当时启老还住在西直门小乘胡同。那些碑拓，都是“我家祖爷爷们”在镇守边关时代，从边境的界碑上拓印下来的。据我爷爷说，边境那边的“老毛子”有些人小鸡贼，经常捣毁咱家界碑，然后将他家界牌向前腾挪，蚕食咱家地盘。那时没相机，也不可能派人将边境上所有的实景都画下来，我家的祖爷爷们便拓印下许多界碑碑拓，赖以留档。可以说，如果没有界碑的证明，甚至于连界碑的碑拓都荡然无存的话，那老祖宗开疆扩土的“丰功伟绩”，就等于缺了一份考据的实凭。 因而那些碑拓，不仅是我家的“心肝宝贝”，也应该是国家的珍贵史料！ 另外我还知道，我父亲见过启老后，知道了启老的属性是壬子年的大鼠，在我父亲没有“下放”去“三线工作”之前，每年都买属性之纪念邮票寄给启老。 所以我第一次见启老那天，总觉得我眼神中传递过去的，首先还是长辈之间曾经交往过的画面，才导引着我通过时间隧道，走到了今天的画面前。 —3— 兆丰与启老商议完“公事”，这才轻轻地捅了我一下，意思是说下一步，则看你如何发挥了，能否运用“三寸不烂之舌”，求得启老垂爱，继之求字了。 无疑我自信满满。不过我更知道，早早的暴露俗人之“心机”会坏大事，要以隐忍的韬略为长远之计。那天我始终喏喏如小生，没有表露半分的求字之急不可耐。 “冒昧的想问启老，您还记得不记得两个人——趙治民、趙维臣，曾在多年前造访过您小乘胡同的家，他们是我父亲和我叔父。” 我的确是像拉家常，其实也像打牌一样地出了第一张牌。 我父亲是新政权东北重工业部的创建元老之一。在那段历史时期，他们那批人史称“23人小组”。赵维臣是我父亲未出五服的堂弟，他极聪慧，懂满文，通俄语、日语，我父亲便将他也拉进了“23人小组”。据我父亲对我堂叔的评价说，他对祖爷爷留下的那批碑拓，别有一番尽心研究的体会。在他们拜访启老的年代，趙维臣通过我母亲的努力，调进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到了此文所谈背景的八十年代，趙维臣已经担任了国家经委副主任。 “哦，哈哈哈，记得，记得哦——你是趙治民的儿子啊，对，大尾巴肇家人，本家人，还有趙维臣。”启老的笑眼、慈眉更是憨憨的了，“那是多年前的事哩。你父亲他们太高看我了，带来几幅老满文的碑拓，让我脑门上挂钥匙——开开眼，可是我福分浅哦，对无圈少点的老满文一知半解的，哪里谈得上什么鉴定啊！” 启老的记忆真好，不打贲的就想起了我家人既想提及，也想忘却的往事。 据我父亲说，启老当年的“鉴定”还是很给力的。他们找出民国时期的俄汉字典、蒙汉字典对照满语读音，音译出几个界碑的地名，都是位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东的！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只要我家镇守边关的祖爷爷们，没有驰骋疆场去攻打沙皇国，那么界碑出处的“海参崴之东的地界”，就明明确确地可以考证了——那里也曾是咱家老祖宗的地盘！ “哦，我还记得是谁？对，是赵忠祥，他也带人来找过我，也是就碑拓一事，说要上央视普及历史知识，我也是爱莫能助……” 启老很是认真地想了想后，反过来还透露给我这么个信息。 我当即就读懂了启老说话的内涵。这件事我也模模糊糊地知道。我上面说的我家人既想提及，也想忘却的往事，指的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走向。我的一个堂哥因为与赵忠祥是同学，他们年龄大我八、九岁呢，自然在江湖上甩我两条街，继我父亲、叔叔的“历史价值研究”之外，他们还一直寻找着“商业价值的开发”。 我决定转移话题了。我意识到第一次拜会启老，不宜谈资过深。 “启老，我还有件小事，想请您帮忙参谋一下。” 今天回想起来，就是话题的这么一个小拐弯，让我以后增加了对命运的选择机会。 “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的耽误了十年好时光，本来弱冠就该完成的学业，如今只能三十而立拜程门，深感学养肤浅。我是日语本科毕业，心中常想的，还是有机会了能硕、博连读‘中日文学比较’。如果北师大东语系有培养名额的话，我随时都想报名参加。当然，这取决于如何与导师互动，我要有入他法眼的研究能力才行……” 这才是我当年的心声——野心与平常心时时在角逐着的心声！我这个老三届的学生，依然崇拜着“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依然自卑学养不足，总想在社会人文学科上更上一层楼。 那天，我相信我言语间提供给启老的信息，足够让启老加深了对我的印象。譬如我还是北京十三中的，我们在时空交叉上，都曾生活在“涛贝勒府”里多年——十三中的校址，就设立在“涛贝勒府”内嘛。十三中，即是陈垣先生兼任校长的老辅仁大学附中，也是启老第一次谋生，养家糊口的单位，启老曾担任过该校的国文教员。由此，我还以我们乃是“一校师友”为噱头，引出过启老机智的回答：“对，一校师友，一笑是友，哈哈，一笑就是友嘛……” —4— 或许是性格所决定的，我是个务实的人。当年全国都在经商，我怎能不“在乡随俗”？何况我就在日本一流的商社里勤务。说句带点穿透力的话吧，我也想种棵“摇钱树”，想当“万元户”，但是嘘——我更想当个业余的“民间字画收藏家”！ 既然第一次拜会启老斩获成功，我自然盘算着如何再接触启老，实现我的初衷。对，趁热打铁！我办公室的司机提醒了我。他家住小西天，在北师大隔壁。我便精心选了一套“飞天邮票”，让司机下班后顺便带给启老，等于附上了一句潜台词：如果北师大有适合我回炉深造的机会，拜托您用信笺的方式通知我就行，为此送上邮票不算贿赂。 接下来，我的“公关韬略”便登场了——那个日子我忘不了，便是当年的“重阳节”！ 那天的天气怎样早就忘了，但是那天兴奋无比的心情，却终生难忘。我瞄着早上8点，准时到达小红楼前，给了老爷子一个感动的“突袭”。 我轻轻地叩门，轻声地呼唤，出来开门的还是启老的内侄夫人。 “重阳节好！这是我上次答应送启老的玩具——聪明的一休，拜托了请转交启老。我还要赶着上班就不进屋了，请启老多注意身体，如可爱的一休，什么事都‘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多休息一会儿……’” 启老孩童心，喜欢小玩具，那是尽人皆知的。我递上的乃是托办公室的外籍同僚，从海外买的“一休打坐”之小玩具。说完，我便做匆忙状转身要走，其实内心里啊，多么渴望听到一个声音：“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走），休息，休息一会儿（再走）”。 果然心想事成。启老穿着拖鞋，光着脚丫子的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上次见启老时，我不仅与启老接上了前缘，还成了“一笑（校）是友”，我见到了启老的小胖手；这次怎么算呢？算是我毛手毛脚的“乌龙”？撞见了启老与身材比例有点不对称的“小胖脚”？ 我在此刻不得不有感而发，那也是我这个人特别想挥发出来的一种“偏爱”，乃是从血液中流淌出来的。 或许是家教的启示，我对满族人的手和脚格外留意。我甚至认为满族人的手和脚就是“测谎仪”：你拉过狩猎的弓吗？你的手指若是过于纤长，拉弓是不给力的。你看，满族人的手指与手肚都是短短的，粗壮的，有助于爆发力的，那显然是狩猎过程中的“进化”；你骑过马，扬鞭飞驰过草原吗？你大概没注意吧，骑马民族的脚掌虽然没什么特异的，但是大拇脚趾，包括女人的，长得都是虎头虎脑的——骑乘时会强有力地抠住马肚子啊，吆喝着爱驹腾骧驾雾……我这样想着，心中肯定涌起一股热流：这个老人和我一样，传递给热爱生活的人们的第一信息，就是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衷情于骑马驰骋在祖国的白山黑水之间，那里是满族人世世代代生息的故乡——长白山麓！而长白山，就是《山海经》里说的不咸山啊！ 毕竟原本设计的，就是早晨匆匆来见，送个玩具便走的桥段，不想浪费启老的时间。再之我心中，还有个潜在的顾虑把握着分寸，千万别借着兆丰兄的引荐而喧宾夺主，影响了《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的大事。我上前与启老拥抱一下，嘴上说着：“老爷子重阳节快乐”，便告辞了。  （启老的画作） 那次我们参与的《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届。耳之所闻，听到的好评如潮，还是满慰藉的。不过因为是在香港举行的，我这个“志愿者”就很难有机会亲临现场了，只能在北京参与“庆功活动”，略略感觉一下气氛而已。 我记得“庆功活动”与年底的“满族联谊会”，是合并在一起开的，在北京饭店二楼会议厅。我特意带上刚买的日本制式的“夏普”家用录像机（那时中国制式的还没上市），在会上录下了一些片段：有与溥杰先生、毓嶦先生、毓峨先生、恒镔先生、赵大年先生，还有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等人的影像。当主持人说到，政协也表达了这样的书画展，颇有展现三地爱国人士的情怀时，到会人员兴奋得掌声不断，载歌载舞的气氛，立时飘满北京饭店的会议大厅！ 但是兆丰却累跨了，住进了垂杨柳医院，那年他才四十多岁。大概一年后，不幸因病而辞世……他的书法作品也参展了，造诣也是不输于他父亲——书法家爱新觉罗·义瀛。 肯定是我买了“夏普”摄像机，有点小张狂的跃跃欲试。 之后是初春的某一天，我心血来潮，就给启老写了封信。信中冒昧地说，下周某日的早晨还是8点，我会赶到家中给您录个影像，留作纪念的，不算什么“专访”，算晚辈逗您玩儿。我认为这次拜访如若成功，一定会给我加分，以后逢年过节的再去，嘻嘻，“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格叽，我们爱你；聪明的一休顽皮淘气，帮助别人也不会忘记……”启老能不给我写几幅字吗？ 约定日子的早上8点，我是掐着表，去敲启老家门的。 “我是约好了来的。”当启老内侄夫人开了门，我也轻车熟路，径直往屋里走去。 “我知道您来，启老念叨过。只是有个学生找他有事，刚出去了一会儿……” “哦，没说几点回来吗？” “没说。有位以前的老朋友也来了，也在家里等着呢。” “那——既然来了，我也等一会儿吧。”这是我很自然的反应。 我进到“坚净居”，见到位长者也在等待启老的归来。待与那位长者点头致礼，他便先问我：“你是记者吗？还是启老的学生？” “哦，都不是，我是一家外商的职员。”我回答。 “外商？是哪家外商啊？”那位长者又问 “是日本明和产业，一家综合商社。” “哦……”他一听说我是日商系的，就不再说话了。给我的印象，多少有点恶其余胥的不感冒，这也正常。 随后我放下书包，拿出夏普摄像机，也是预演吧，开始了试拍。 我对着启老的书架、书桌，以及凌乱摆放着的书籍、一盆水仙花，基本上是外行不会取景地胡拍一气。应该是疏忽吧，那位长者也在屋里嘛，我后来无意中将坐在旁边的他也拍了进去。 “诶，别拍我，别拍我啊，给我删掉！你这个年轻人，谁给你的权力啊，怎么能在启功家里随便拍照呢？主人又不在家！你更不能不经过我的允许，把我也拍进去啊，删掉删掉，给我删掉！” 立时那位长者不高兴了，在言语上表现得甚是激动。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来启老家拍照是打过招呼的。反正也是试拍，无意中冒犯了您，我删，马上就删。” 我被那位长者弄个大窝脖，很是尴尬。 正进行到此时，启老回来了。 肯定是我做错了，也有被那位长者“呵斥”了的慌乱。还有，我乃是初玩摄像机者，不太会操作也必然慌乱。我一边向回来的启老及那位长者说明情况，一边做着删除的程序。 我摆弄了一会，乃是越摆弄越慌乱。是无意中碰了哪个不懂的“键”了？就说不准了，总之试拍的足有几分钟的内容，就是删不掉，弄得那位长者怒不可遏，要吃了我一样！ 启老显然与那位长者的关系很熟。当然即便如此，他也不会站在那头一起吃我。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重新来……” 这时启老念起“聪明的一休”台词，还凑近摆弄摄像机的我，安慰着我说道。 ——还是说结论吧。那天，我不仅将“删除键”锁死了，还将什么东东“弄坏”了，总之摄像机罢工，无法继续操作下去。 我只能将那盒录影的磁带取出来，趁着该长者没注意时掉个包，把备用磁带交给了他说，“如果不介意，请您拿走这盒磁带吧，录好录坏的您包涵，要销毁嘛也随您的便。” 我很自信我撒的这个谎是善意的。该老者过后，也会明白我的“苦心”吧。 至于录下影的磁带，打死了我也不能删，何况里面还有上次溥杰先生、恒镔先生、赵大年先生、连丽如女士等人的影像呢！ 做完掉包的补救，加之摄像机坏了，启老也有客人，我只能自觉地再给启老，给那位长者道个歉，然后麻溜地“绝尘而逃”。 注：这里还要插一句，当年的日本家用电器，也有次品嫌疑。像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买的这台夏普家用摄像机，就让我很尴尬，没玩几次便坏了，曾两次修理。 —6— 不久，我接到了启老来的一封信，内容是从一家“学报”上剪下来的方块字条。大意是说北京大学东语系，要招收几名本届毕业的研究生，再加上从社会上也要招几名“自费生”，攻读“日本文学博士”。还说半年后就与日本明治大学合作，以“访问学者”的资格互换……有关“自费生”的学费多少我记不清了，大概在两万左右吧。 我对北大的招生条件绝对感兴趣。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晰，说是：大学日语本科毕业，从事相关工作5年以上，年龄在36岁以下。哇，太好了，此条件与我无缝对接！ 我当然想裸去人间烦恼事，走上治学的新高峰。且我的年龄正好卡在36岁的坎上，要是错过这次机会，我知道，此生就很难再有研究学问的机遇了。 不过“自费”的门槛对于当年的我来说，还是很高的。我向怀孕中的老婆说明了情况，让我感动不已的乃是老婆的态度： “不要考虑我，也不要考虑钱，你想明白了要做的事就去做！我有老妈、老爸和姐姐们照顾着，我们都支持你……” 然而福兮祸兮何所伏，我人生最大的打击居然从天而降！刚刚回老家养病的老父亲，因脑溢血第三次发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顿时懵得昏天暗地！由于父亲是在老家病故的，虽说是离休老干部等级，可是那时的医药费、丧葬费、墓地费等，全部都需要先垫上再报销。没什么可说的，孝字为大！我当即拿出家底的两万三千元，将父亲的后事打理完毕……可想而知当年，我绝对是出于经济问题，才没底气去报考“读博”的。 （顺便说句后来话。或许是因为失去了这次机遇的遗憾，让我多少有耿耿于怀之隐痛。之后经济上不拮据了，我便削尖了脑袋寻找进修、研修、参加回炉再教育的机会。譬如日本早稻田育英学院有我进修“量子分析技术培训班”的足迹，日本一桥大学通信教育有我读经济科“修士”的足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有我攻读MBA、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有我攻读中国史博士课程——嘻嘻，我还是班长的足迹，恨不得将贫瘠的学养一夜揣成“孕妇”。） 的确不假，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命途。包括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这边受挫折，那边补回来。我意识到时机基本成熟，待我再去拜会启老时，光明正大的求“几幅字”，应该没问题了吧。 是的没错，我想的不是只求一幅字，而是“+1”以上。说是志向也好，我那时的确有点小野心，想做一个业余的“民间书画收藏家”！ 新年之际，我买到戊辰年的属性邮票寄给了启老，并附信说明，希望启老继续帮我提供“再教育”的信息，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寻求“深造”的机遇。之后，又是翌年的春节一过，我先是约上了爱新觉罗·恒镔大哥，说清楚了想向启老求几幅字的心情与目的：我不久有希望升职为公司的“顾问”，有常驻东京的机会，下一步可以在那里设立自己的办公室——那么我的办公室里没有溥杰先生、没有毓嶦先生、毓峨先生、启功先生的字画怎么行呢？掉架啊！恒镔大哥当然什么都明白，也理解我，愿意帮我，我俩再次来到启老家。 —7— 数典一下家史的话，启功为雍正帝九世孙，恒镔为道光帝六世孙；我家按家谱述宗，是努尔哈赤第六子爱新觉罗·塔拜之后裔。爱新觉罗家族近代的字辈为：永绵奕载，溥毓恒启……这是光绪年间皇家玉牒上所定的字辈顺序。也就是说，恒字辈的恒镔先生，从辈数上算还是启老的“叔叔”呢。我想请上恒镔先生陪我一同去启老家，心中也算是有个小九九——有“皇叔”的陪同，想求“几幅字”的事情不就双保险了吗？ 这个机会，是在又一个“新春”过后才抓住的。恰好，我知道了恒镔先生要去启老家拜访，我便“申请”了同去。大概初八、初九的样子，我与恒镔先生一同来到启老家。我打开“夏普”家用摄像机，时而自动、时而手动地设置而拍照，之后叔侄二人拉家常，我呢，则当上了陪听的绿叶。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大我一轮的恒镔先生与大我近四十岁的启功先生，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一直将话题往我身上引。其中有历史老话——我父亲、我叔父与启老的交往，也有我参与上届《爱新觉罗家族书画展》忙前忙后的表现。总之那天他们聊的三分之一内容吧，都是关照我的，有助于我成长的话题，下面我只能还原我感触到的气氛。 譬如恒镔先生，乃是合盘托出了我想求启老几幅字的正当理由：弘扬大中华的文化精髓嘛，小赵至少要有一幅珍藏吧，小赵还要有一幅挂在东京御茶水办公室里显摆显摆的吧——镇镇日本人；再有就是“小赵我”自己提出来的，希望为我现在勤务的公司写幅牌匾，那直接会给我加分提气的！喔噻，仿佛梦工厂是咱家开的一样！恒镔先生讲得笑语风声，启老听得俨如禅定——那就是“好啊，好啊，给你写，没问题……”，我当即便幸福的“格叽格叽格叽格叽”了！ 那年的我很是没出息，脑海中飞满了海棠梨花的画面：哈哈，我即将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功先生的墨宝啦！哈哈，加上我已经陆续收藏之和之后收藏的，如溥杰、毓嶦、毓峨、兆丰、康有为、王遐举、古干、张中光、张书范、齐梦章、郭玫孮、黄格胜、黄吴怀、富察铸卿、沈默、黎晶、孙健彬、刘墨禅等先生的字画，我不是已然初具“民间收藏家”的规模了吗？ 那年是梦，的确是“梦”，人一旦做上了梦，成了梦精，两个世界就合二为一了。 
（启老写的公司牌匾）
再穿越回今天，2022年6月29日早晨——明天是启老辞世的日子，也可谓是重生的“诞辰日”吧。 此刻外面有小雨，清明节般肃穆的气氛。我知道打开计算机，悼念启老的文章一定会刷屏。我有点戏剧性地想，启老您现在，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打坐”呢？还是像“一休”似的在“格叽格叽”呢？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休息，休息一会儿……”，启老，您小淘气累了吧，那就休息、休息一会儿吧…… 注：本篇拙文是去年6月底蹴就的。今年勘误之并充实了字画重发，再次祭奠启功先生！ （作者男，满族。北京十三中老三届知青。）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