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衡山西，岳麓东， 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 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 蔚为万夫雄。 这首风格沉郁雄健的诗是湖南第一师范校歌的歌词。我第一次听到这旋律和歌词的时候，感觉它与眼前的这座黑灰白相间、庄严肃穆，带有浓郁民国建筑风格的主楼和校园是那么的协调。只是，校歌中所吟诵的那个校园早已毁于1938年的“长沙大火”，直到1969年，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又在原址得以重建，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重点学校。校园中设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前来参观。 湖南第一师范（以下简称“湖南一师”）创建于1903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后来师范馆与并存的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14年改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3年春季，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第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毕业，毛泽东在一师度过了五年半的青春时光。 湖南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同盟会的重要领导骨干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谭人凤等人的故乡，民主教育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长沙光复后，湖南教育的迅速发展使一师实施民主教育有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这段时间，是湖南一师最为朝气蓬勃的发展时期，它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以“湖南亚高学府”驰名。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暲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17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杨昌济（1871年4月21日-1920年1月17日） 杨昌济对于中国的古代文化很有修养，尤其对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汲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的学说，加以抉择、批判、融会，自成一种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当时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他的博学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像毛泽东、蔡和森这样的进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谈到的那本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的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的书名出版。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杨昌济将这本书用做修身课的教材。 早年毛泽东研究的前辈李锐先生在1950年曾经见到过毛泽东当年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他打开书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全书的天头地脚及行距间都用工整的行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语，有的批语字迹太小，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这本书全书不过10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下的批语竟有1.2万余字。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思想上已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从这些批注中还能看到他独特的读书方法，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赞同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参见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野史、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将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 他在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风云动荡。1911年，毛泽东从东山小学来到长沙，见到一张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报纸。从此，毛泽东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但这里的报刊满足不了他的需要，除了从老师和同学处借阅外，他还经常从自己紧张的生活费里挤钱买报纸：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毛泽东每天读报的时间很长，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在沉闷而躁动的中国很快就聚集起大批先进的青年。在《新青年》众多的读者和追随者中，就有毛泽东。当时，杨昌济为这个杂志写文章，还向学生们推荐这个杂志。 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发现，毛泽东读了《新青年》后，“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外，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各种问题。陈独秀、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文章，李大钊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都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醉心阅读的。他们经常把这些文章中最精辟的地方，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平时交谈也常是研究这些文章中的问题和观点。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达出与封建思想决裂的决心： 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在日记中评论他的信“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全部要求。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并作了批注。他在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正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一师学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复辟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他还以学友会的名义将著名人士写的反袁称帝的文章编印成册，在校内外广泛散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当时，国内报刊传出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毛泽东却在1916年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并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参见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6年7月25日），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位23岁的师范生果然言中。 为了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毛泽东有时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炼意志。 “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热衷提倡的一个口号。他为了强壮身体，磨砺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的旺盛精力，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质也许很有帮助，我后来在中国南方的多次往返行军，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路上，特别需要这样的体质。（《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母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情味。 毛泽东在刻苦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昌济向陈独秀推荐，以“二十八划生”的笔名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 在刻苦读书、锻炼身体的同时，毛泽东还有一个虚心向人请教的习惯。除了经常跟身边的老师、同学请教外，凡属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者有时从外面来了有名的学者，毛泽东常趁星期天去访问，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 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为了深入农村，了解社会，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几次采用“游学”的方式在湖南农村徒步调查。所谓游学，本是旧俗中一些识文断字的人靠走家串户给人写字做对联，糊口谋生的一种方式，说得好听叫游学，其实就是文化乞丐，但是这一旧俗却让毛泽东借用来进行社会调查，开阔胸襟，了解民情。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手持雨伞，一个挎包，一身短打扮，出长沙，渡湘江，一路向宁乡走去。途中找到一家老翰林家，集上四句诗，老翰林挺高兴，给了四十个铜板；又继续前行一天，半夜赶到杓子冲何叔衡家，住了两晚，了解了何家的一些生活状态后又开始上路；又来到安化劝学所所长家，三次登门才得相见，最终对上一副对子，老先生才肯留餐留宿，临走还给了八个银元。8月16日返回长沙时，身上还剩下两块多钱。为了纪念这次游学活动，两人特意穿着游学时的衣服和草鞋，照相留念。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步行近千里，途经长沙、宁乡、安化、渔阳、沅江五县，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同学们了解到这次游学活动都表示敬佩，说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 由于毛泽东德才出众，深得同学们的信任和拥护。自1915年起至1918年毕业止，他每个学期都担任了学友会的重要工作。1917年下学期至1918年下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实际上负总责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期间，除组织同学参加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及各种学术和体育活动外，还满腔热忱地举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工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推动了当时湖南的平民教育活动。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他的一名学生后来成了八国联军的统帅，叫瓦德西］。 1917年6月全校的“人物互选”活动，最能说明毛泽东深受同学们的推崇。全校400多名学生参加，在当选的34人中，只有毛泽东得票最多、最全面。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深谙程朱理学、承继湖湘文化的杨昌济先生，对曾国藩的办事精神和治学文章都极为推崇。受他的影响，毛泽东细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他在笔记里抄写了好些曾国藩的话，认为曾国藩是个既“传教”又很能“办事”的人物，很赞成他扎实厚重的人生风格。他在致黎锦熙的一封信中，把曾国藩、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这几个近代风云人物作了一下比较后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对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杨昌济，也用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毛泽东。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转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页。） 杨昌济在长沙的学生先后以千百计，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领导驱张运动期间，正值杨昌济病重，此时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驱张”通电和新闻中，他的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深感欣慰的杨昌济不顾病重，特意写信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老友章士钊，向他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活到50岁，但是他的影响是长远的。他的志向和精神的余脉，通过一大批湘中才俊共同创建的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团体——新民学会——得以发扬光大，永垂不朽。新民学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他的学生，这个团体的组织者——毛泽东和蔡和森，正是杨昌济最引以自豪的弟子。 摘自《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