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重点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篇长篇演讲记录，经过毛泽东亲自删改提炼，写成了仅有765字的《为人民服务》的辉煌篇章，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这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是在国家的基础上，官与民的对立统一的历史。所以自有文字，就遗留下来浩若烟海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和警示恒言，譬如《尚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荀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书》：“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三国志》则更直接：“财须民生，强赖民为，盛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等等，甚至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振聋发聩地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者，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但凡此种种，都不能改善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此起彼伏，民族矛盾和外敌入侵也频繁发生，都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社会动荡、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新起的帝王在利用人民的力量坐稳江山之后，立即就背叛了人民，将人民抛入比之前更甚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之中。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统治阶级归咎于所谓的“天命论”，认为“天命不可违”，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是“命里注定”的。孔子有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人民群众。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明白：“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就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中，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残酷血腥压迫的本质，并不是所谓的“官”与“民”之间的争论与对立所能掩盖模糊的。而这个问题，直到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破除了所谓的“天命论”，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是突发奇想、凭空而现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也是毛泽东革命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具体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进程的最重要的特征。 1936年，毛泽东与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进行竟夜长谈，其中谈到了他读到《共产党宣言》后的感受，“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时候，毛泽东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经通过新民学会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潮流的讨论及争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门罗主义、罗素主义、乌托邦等等，最终与大多数新民学会会员选择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认为只有激进的共产主义才能够改变中国社会的种种贫穷落后的不合理状况。这是毛泽东参与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衷。而在中国共产党“一大”确定的“党纲”中，都是共产国际使用的概念和观念，规定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使命，但是对于如何在中国实现和完成这个使命，说法上比较笼统。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农民运动问题。毛泽东发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由此为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他组织的农民协会几乎遍及湖南全境。1926年1月，毛泽东续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后，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文章将中国农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明确了鱼肉人民的反动土豪劣绅是土地革命的对象。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经过调查研究形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直接批驳了陈独秀害怕农民运动，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妥协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而这篇报告提出的许多新观点也引起人们的关注，譬如“造反有理”的问题，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势力“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问题，农民革命如何引导的问题，对待农村社会势力的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等，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关注和重视，几乎是倾注了全部心血精力，所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名副其实的“农民领袖”。毛泽东这样的作法，显然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精神大相径庭，更是与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就在大革命运动失败之时，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主张“以革命的武装反击反革命的武装”，随后婉拒瞿秋白要求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的建议，毅然返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仅只剩下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这一“星星之火”。毛泽东在井冈山期间，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具体阐述了井冈山斗争的现实意义。毛泽东认为，除了远避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采取“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式发展壮大红军队伍，以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等，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正是“红色政权”之所以存在的最重要条件。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东以全票当选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人们敬称“毛主席”的肇始。毛主席在就职发言中说：“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他特别强调说：“工农群众的意志，是苏维埃国家权力机关的唯一源泉。”毛主席在任职期间，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央苏区，重点进行了各种“调查研究”。譬如在“兴国调查”中，发现地主、富农只占人口百分之六，却占有80%土地；而占人口80%的中农、贫农仅有20%土地。毛主席说：“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说能够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长征之前，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所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演讲，开篇就讲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主席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又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至此，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雏形初成，并将这一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相联系，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和政权建设的思想体系。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随着毛主席的革命斗争实践不断得到充实、提炼、升华和运用。1935年，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运动中失败的教训：“那时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因此格外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1937年5月7日发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文章最后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 1937年8月，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的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 1938年5月，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只用一句话就概括了抗日战争胜负的关键——兵民是胜利之本。毛主席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主席的观点不仅批判了“政府抗战”的错误和没有出路，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发动、宣传、组织和领导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中。因此，毛主席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观点，不仅运用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构思，也涉及到党的建设、青年运动、文艺创作、思想整风、根据地政权建设，甚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制定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无不带有“人民群众”的鲜明特征与印记。此即是说，毛主席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命运，与中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到了一体。如《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参议会的发言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及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1943年5月在《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一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只要翻阅《毛泽东选集》，几乎每一句每一页每一篇都饱含着毛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所以当毛主席将“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表达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感到突然意外，而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而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表达的几个观点，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为人民利益英勇奋斗光荣献身的生死观；坚持正确、改正错误的是非观；以及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的团结观等等，都成为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唯一政治标准，也成为共产党制定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社会基础。毛主席仅仅是运用这样简短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就说明了共产党之所以为人民群众热爱拥护的根本原因，这也反映出来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研活用，确实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当之无愧的革命导师。 自《为人民服务》文章发表以后，为人民服务的说法和精神很快在中国人民中间传播开来，人们认识共产党和接受共产党，都是受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召，这是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极大信任和崇高威望的原因，更是中国人民接受、理解和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原因。为什么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原因就在于，对于革命政党而言，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才是关系到这个政党政治生命的决定性条件。以这个标志进行判断，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政党，就是政治成熟的表现；相反，与人民群众关系疏远，甚至激烈对抗的政党，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至今80年下来，所有的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都证明了，只有坚守和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取得政治路线上的融洽、成熟和不断进步。 （作者：原1968年由天津赴内蒙古插队落户知青）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