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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赴西双版纳知青纪念下乡55周年活动

时间:2024-03-14来源:知青情缘 作者:崔玉宝 点击:
3月2号,是上海知青赴云南思茅(现为普洱市)插队落户55周年纪念日。有心人李吉生牵头,在地铁9号线桐泾站边的盛宴俱乐部举行聚会。由于交通便捷,出地铁站就到,加之55周年的特珠日子,参加者踊跃,有近200人。席间穿插致词,萨克斯、歌唱、舞蹈表演,自娱

  3月2号,是上海知青赴云南思茅(现为普洱市)插队落户55周年纪念日。有心人李吉生牵头,在地铁9号线桐泾站边的盛宴俱乐部举行聚会。由于交通便捷,出地铁站就到,加之55周年的特珠日子,参加者踊跃,有近200人。席间穿插致词,萨克斯、歌唱、舞蹈表演,自娱自乐,欢欣无比。知青相聚,自会聚餐,大厅、偏厅,圆桌摆得满满当当。好在都是AA制,组织者完全没有经济负担。

        我本为版纳橄榄坝农场知青,68年12月21日,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离沪赴滇,而妻则为思茅知青,作为家属参与,轧轧闹猛。

        当年那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路主要有三,一为去国营农场,生产队为最基层单位,被称作农业工人;二为农村插队,成为农民,靠挣工分为生,以集体户名义生活、劳动;三为回乡投亲插队,当然也成了农民的一分子,以散在的形式存在。上海去云南的知青,不是国营农场就是插队落户。国营农场后改制为建设兵团,几年后撤销复归农场。

       55年前由上海去思茅的1029名青年学子,原定被安排在云南楚雄州的大姚县。可能是受文革期间造反派武斗的影响,突然改成了思茅地区的澜沧县,一个拉祜族自治县。云南为多民族地区,澜沧县除了拉祜族,还有傣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大概变化得突然,从省里到地区到县里到公社都没有做好准备,走走停停,抵达落脚的村寨时,距上海出发日期,竟过去了23天。

        农场与插队,虽然都是上山下乡,都是知青,却有不同之处。仔细想来,大致有二,即辛苦程度和返城之路的大不同。

      农场架构完整,组织性强,上到农垦总局、分局,下到总场、分场、生产队,一应俱全。生产活动自上而下逐级下达任务、安排作业。版纳的农场以橡胶种植为主业,砍树、烧山、清坝、挖带、挖穴、定植、割胶等等,都是极需体力的活计。每日敲钟起床,敲钟出工,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是农场知青特别是连队知青整个知青生涯的写照。而生活又极其清贫,缺油少菜,尤其馋肉。

        看过一篇思茅知青刘佩群的美篇,2016年与儿子自驾游云南,去了曾经插队的澜沧和工作过的西盟。有几幅知青时代去橄榄坝农场游的老照片。从照片背景看,当为澜沧江边的三分场一队,照片里有上海知青史剑秋、林静雯等。文中写到,想不到农场的生活远不如我们。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大食堂的菜,只是一碗飘了丁点菜叶的清汤。农场知青告诉我们,这算是好的了,有时就是一碗盐水,知青们戏称“玻璃汤”。我们在城子寨插队虽说肉很珍贵,但是自留地里的蔬菜是有保障的,况且,我们还喂了猪、养了鸡。

       插队知青自由,管束较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只要不惹事,就是上上大吉了。那时有规定,下乡半年口粮由国家供给。有的知青从下乡那天起就没有参加过田间劳动,东游西荡,有的偷鸡摸狗,甚至将老乡家的猪偷来杀掉吃肉。当然,响应号召,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也大有人在,而劳动强度,与农场比可谓是天壤之别。

        两三年后,思茅知青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除表现极差和长期滞留上海不归的,全部上调,有的去学校当老师,有的到商店做营业员,更好的出路则是进政府机关,一批人分去了楚雄大姚的十四冶当了工人,等等,自此彻底脱离了农民的生活。

       所以,以吃苦论,插队知青较之农场知青,不知要好多少倍。

        然而,正是因为上调得早,改变了农民的身份,使得后来的返城之路漫长而坎坷。

        78年下半年,版纳农场的知青率先掀起了返城风。来时风,去时雨。不到两年,农场的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途径一窝蜂地走了。也有成为留守知青的,极少。而插队知青的返城之路,受到了政策的制约,只能望他人返城而兴叹。

        羡慕农场知青返城,不甘心就此终老云南,很多插队知青便辞职回到了上海。可悲的是,云南户口迁出容易,上海户口报进困难。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当时的情况是,没有户口,就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生活就无着落。

       这几年,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过两本书。一本为上海知青在云南的老照片集,一本为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李吉生的文章,题目为《云南归来讨生活》。为了谋生,到昌平路菜场摆地摊卖蔬菜,踏着黄鱼车在大观园浴室边卖菜肉包子,拖着云南回来的女知青当“撬边模子”在红光医院门口卖的确凉衬衫。辞职返沪的知青,直到5、6年后才逐步解决了袋袋户口问题。

是的,那个特殊的年代,户口要进上海,可谓比登天还难。

        回上海后,八十年代初曾在黄浦区团委工作过几年。团区委书记由部队转业来上海,堂堂的正处级干部,而妻儿仍在老家舟山,几年调不进上海,一气之下回去了舟山。

       我79年二、三月份顶替在街道工厂工作的母亲回到上海,80年与仍在思茅的妻结婚,81年儿子出生。由于政策规定小孩户口随母亲,又不甘心报在云南,于是儿也成了没有户口的“黑小孩”。直到85年下半年,上海逐步增加了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进市户口指标,妻才得以回来,小孩的户口当日在思茅报进,当日由思茅迁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叶落归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此观念早已深深溶入中国人的血液中,并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面对没有止期看不到希望的异乡生活,想回故里理所当然,何况大上海乎。

       天无绝人之路。上海不让插队上调知青回来,但政府开了一个口子,如果有监护人,一个子女可以回沪落户。子女在上海,根就在上海,就有了不尽的念想。很多留守知青,在为云南,为思茅,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壮年,总之,奉献了最好的年华后,直到退休才又重新回到上海。

       回上海,住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电视连续剧《孽债》里的场景,也是很多思茅知青及子女回沪后的不堪境遇。好在有家人的宽容,有子女的理解,有自己的努力,有的筹资买房,有的动迁分房,有的父母遗赠,不仅子女成婚生子有了住房,很多还另购住房安享晚年。

        思茅距上海路途遥远,交通落后。在那个年代,旅途的艰辛只有自己知道,而较之物理路途的艰辛,心路旅程的艰辛有过之而无不及。时过境迁,现在已进入了后知青时代,当年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已是七十多岁的古稀之人。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青时代的酸甜苦辣,都成了过眼云烟、陈年往事。而忆往昔,最难以忘却、最为刻骨铭心的,大概就是这漫长而坎坷的返城之路了。

      参加聚会的思茅知青中,有的已经木纳,而大多依然精神矍铄,是为幸事。

(照片由陈叔度等拍摄)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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