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每一个正在享受40年改革开放丰硕果实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并纪念他，因为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不管你个人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如果说这40年经济繁荣我们需要去感谢一个人，那一定是邓小平。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此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反复说，在我看来，邓小平最大的成就就是促进了中国人观念的改变，搬走了压在中国人头脑里沉重的束缚，从而为解决中国的核心问题扫清了障碍。 邓小平对中国改开的关键性贡献不在于他开创了什么，而在于他放下了什么，开创固然重要，但有时候，放下的勇气与智慧远大于开创。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邓小平的智慧，那就是：放下无谓的争论，去追求幸福。 而坦诚的面对问题，务实的解决问题，是邓公留给我们后人最大的政治遗产。 对此，“新加坡之父”李光耀感触最深。 众所周知，李光耀最推崇的三位政治家，分别是法国的戴高乐，英国的丘吉尔和中国的邓小平。 在说到邓小平的时候，李光耀总是毫不吝啬溢美之词。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这是李光耀和邓小平的第一次会面。 虽是首次会面，但邓小平就已经让李光耀“大为震撼”和“印象深刻”。 他后来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时李光耀直接跟邓小平表达出了对中国的“不满”，认为中国不应该在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李光耀如此直率的“批评”，自己原本没有预期会得到正面的回应。 不曾想，邓小平居然在沉思片刻后回应李光耀说，“你要我怎么做？”。 这让李光耀大为吃惊，他顿时意识到眼前的这位领袖人物拥有广阔的胸襟和变通能力，务实而不固执己见。于是他也坦诚的提出建议，希望中国停止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电台广播，停止对当地共产党发出革命号召，以缓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关系。 邓小平接着回答了六个字，“给我一些时间”，而务实的李光耀立刻明白，邓小平并没有婉拒他的建议，而是需要一定时间来平息这一切。 两年后，邓小平果然履行了承诺，停止了所有对外的电台广播。 实际上，这首次会面不只是李光耀一人感觉震撼，邓小平对于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对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也感到震惊。 邓小平之后总结新加坡的经验，认为正是因为新加坡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然后用外资引进技术、管理技术和市场，才让新加坡迅速崛起。 于是，当邓小平回到中国之后，很快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效仿着新加坡模式开设了6个经济特区，而后逐步成功地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 李光耀还对邓小平说，我们新加坡的华人基本上来自中国的福建、广东，新加坡能做到的，中国一定能做到，而且会做的更好。 邓小平号召中国向新加坡学习，希望广东赶上“四小龙”，成为亚洲的“五小龙”。 两人之所以第一次会面就惺惺相惜，恰恰是因为两人的共性：务实与坦诚。 李光耀评价道：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 不得不说，李光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随后中国四十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雄辩的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很多时候会意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认识到问题并不难，真正难的在于运用有效的手段去解决问题。 要真正解决问题，没有务实的精神，是不可能办到的。 那么，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是生存问题，是吃饭问题，是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没有真正解决的核心问题。 正如我在解读袁隆平现象时所说，“袁隆平去世”之所以能够瞬间被中国人不分三观、不分阶层的自发悼念，恰恰在于袁隆平们一直致力于解决的是中国人“吃饱饭”的问题。 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团结全体中国人。 邓小平正是那个在关键时刻团结所有中国人，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吃饱饭的问题，并最终改变了中国人命运的人。 在改开之前，人们习惯于务虚，习惯于意识形态的争论，习惯于政治大棒的斗争，而耽搁了中国人民自主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尝试。邓小平之“解放思想”无疑是让人们摆脱无谓争论的明智之言。 他在讲话中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其实何止是在改开之初，人们的思想包袱沉重，即使是在经济经济繁荣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依然陷入关于国家、制度、宏观的争论之中无法自拔，这样的观念之争最终往往会沦为毫无价值的人身攻击。 在一个不习惯公共发言的国度，我们往往会感叹，理性平和、就事论事只是梦想。 坦诚而不遮掩，务实而不务虚，是那个时刻中国社会最为缺乏的氛围，也是任何一个努力追求幸福生活的中国人都需要具备的品性。 改开之所以能够迅速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恰恰是因为中国人放弃了务虚的争论，开始务实做事了。 当“自由挣钱吃饭”不再是被人谴责的观念，它就迅速让中国人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力，直至成就今日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地位。 改开之所以是个伟大的成就，恰恰就在于它标志着中国人开始学会从斗争思维抽身出来，尝试把经济自主脱离泛道德化的评价语境，开始慢慢在商业活动中体会人与人共赢的感觉，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到了财富和繁荣给我们的身心带来的愉悦和安全感。 邓公当然不是完人，这个世界就没有完美的人，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并非人人都体会到的是幸福和成功。但邓公至少教会我们一点，有些争论没有必要，停止争论，追求幸福乃智慧之举；改革开放也教会我们，当我们敞开心胸、打开国门，就是我们拥抱美好生活的开始。 务虚让人们陷入无意义的争斗，务实让人们追求实在的幸福，市场越成熟，经济越自由，国家及其人民就会越富裕。在中国人能够吃饱饭这件事上，自由的市场，民营的企业，居功至伟。  反之，这个逻辑也成立，经济自由越狭窄，人的全面自由之路也愈发的艰难。 这可以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的对比中得到印证，无论这种对比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经济自由度和国家富裕文明程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人民光顾着打嘴炮，而不去干实事，这个国家就能发展，人民就能幸福的。恰恰相反，只有脚踏实地的做实事，才是拥抱幸福生活的开始和基础。 李光耀在回答“希望自己如何被后人铭记”的问题时，说过一段让人大感意外的话，他说：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了......”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