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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海电大法律专业88级毕业生，离校至今已有二十六年之久，退休至今，仍在上海市华联律师事务所执业。 已遂凌云志，未忘卧巢时。 二十六年来，我对母校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常想“回家看看”，然忙忙碌碌，终未如愿。出乎意料的是，母校却并未忘记我这个学生。2002年1月27日，我受邀赴江西电视台参加该台《寻访》节目的制作。制作过程中，演播室里插播了不少关于我的背景资料。其首先出现的画面，就是上海电大宝山分部我曾就读过的教室及当年老师对我的回忆与评价。凝视着校园里盛开的腊梅花，聆听着老师如数家珍的话语，热泪情不自禁的模糊了双眼，万千往事涌上心头。 大凡人的一生总会留有许多遗憾。对我而言，唯一无憾的可能就是我在无缘脱产读书的情形下，毅然选择了上海电大。值得庆幸的是，上海电大以“宽进严出”的博大襟怀，同样选择了我，并最终将我培养成了一个合格的律师。 1985年，我正在上海五角场装潢印刷厂担任副厂长。每当路过周边那几所大学时，看着校园里一个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我的脑海中总会情不自禁地浮起那句话：“祖国的未来”。其实，与共和国同龄的我们，在如花的岁月里也曾被先辈们无数次地冠以这一称谓，但从我们返城之后，这一称谓已不再属于我们，因为接力棒已经历史性的到了我们手中。而令我们心有不安的现实则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并不具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急需的文化知识。换言之，我们这个“三十而立”已从父辈手中接班的庞大群体，其自身缺憾与社会需要之间，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毋庸讳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对之是伤感还是奋起，是一代人当时不可避免的选择。 在我向党旗高举起右手时，我的初中学历与我当时已担任的职务，使我同样面对着这一历史性的命题。正因为如此，当时未获准去脱产读书的我，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可以两头兼顾的上海电大。 在上海电大，我属于自学视听生。在自学视听生里，我选择的还只能是一个晚读班，否则工作学习还是难以两头兼顾。入学之后，每晚“六点到校，十点回家，完成作业，零点睡觉”，加上白天的八小时工作，人完全处于一种超负荷状态。 这个中甘苦，这后来者对机遇的珍惜，局外人实难体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睡一次好觉”，竟成了我当时最大的奢望，我书桌上那盏伴读的台灯也不得不以换泡方式多次“死而复生”。 那时，我们是一个人到中年仍为理想所激励着的群体；那时，我们在“振兴中华”这同一信念的支持下，都在奋力追赶着早已远去的青春岁月；那时，我们都愧对过父母子女，但肯定无愧于党与国家对我们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生活因有梦而精彩。其实，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同班同学在离校之后精神仍很亢奋，直到子夜时分仍围坐在邯郸路国定路口的绿化地带里，结合着当时的有关案例，一起复习着有关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犯罪特征”、“犯罪目的”、“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等。谁知这“一群人正在大谈抢劫”的情景竟然引起了路人的警觉，甚至于向联防队报了案，致使我们遭到了不必要的盘查，让人乐不可支。当时我们读书的勤奋，由此可见一斑。 1988年7月大学毕业时，我已年满37岁。同年10月，我顺利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终于看到了“我的未来不是梦”。此后，每当我看到律师执业证上金灿灿的国徽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电大生涯。我深信，它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在不少同龄人被知识经济过早淘汰出局的那段日子里，我为自己当初的选择而深感欣慰。 我读电大属自费性质。因当时收入水平普遍很低，故对我而言，每年支出的学杂费并非一个小数目。我当时的老师茅家义教授对这一情况有所了解。记得1986年春节一个寒风凛冽的晚间，茅老师与他的夫人刘老师突然来到我家，送来了200元人民币，以此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好好读书”。当时的情景，我实在是终生不忘。在我步入律师界之后，当时已调到上海市政法干部管理学院执教的茅老师，仍不断地给我以执业上的指导与帮助，甚至让当时初出茅庐的我以“助手”身份，与他一起承办了当时在浙江轰动一时的“温岭105人氟硅酸钠特大中毒案”的刑事辩护工作，出任第一轮辩护陈词。我认为，正是有着这样好的老师，才铸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感谢我的老师，感谢一路帮助过我的人。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