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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革命公墓往事

时间:2017-04-04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建柱 点击:
公墓内红军骨灰墙 .毛泽东与张茜在陈毅追悼会上 杜修贤 摄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李克农墓 马海德墓 每逢清明思忠魂。 在首都北京,沿长安街西行约15公里,有一处瞻仰、凭吊革命先辈的特殊景观,这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苍松翠柏之间,一座座墓碑,一行行碑文

公墓内红军骨灰墙

.毛泽东与张茜在陈毅追悼会上 杜修贤 摄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李克农墓
马海德墓

     每逢清明思忠魂。

  在首都北京,沿长安街西行约15公里,有一处瞻仰、凭吊革命先辈的特殊景观,这就是八宝山革命公墓。

  在苍松翠柏之间,一座座墓碑,一行行碑文,犹如一部无声的中国革命史,展现在人们眼前。

  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找一块永久的栖身之地

  1949年冬天,新中国刚刚成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各项国务和外事活动的同时,也在考虑着另外一件事情————要为在战争年代牺牲的同志们找一块永久的栖身地。为此周恩来将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约到中南海西花厅对他说:“今天请你来是谈在北京建一座公墓的事情。”吴晗没想到周恩来会为这事而亲自找他。周恩来动情地说:“你不要觉得这是小事情,这是件大事情。我们不能坐了江山就忘了为打天下而牺牲了的同志们。不能让人家戳着脊梁骨说共产党无情无义,打下江山就忘了本。你们在北京找块好地方,建一座公墓,把烈士们的遗骨迁进去。让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和后代时刻不忘胜利来之不易。公墓既要作为烈士的安息地,还要成为教育后代的场所。”周总理还交待说,墓地不要太远,交通要方便,便于举行纪念活动; 同时环境要美,尽量不去占用农田。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吴晗等人踏寻了京郊许多地方。一天,他们来到了位于绿树掩映下的褒忠护国祠,见祠庙内殿堂高大结实,错落有致,环境幽雅,交通方便,便有意在此建立公墓。从此,褒忠护国祠结束了过去的历史,作为公墓的基地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1年4月,政务院批准修建北京市革命公墓。1970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八宝山是安葬全国烈士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地方,不仅仅属于北京市,遂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

  首批安放在八宝山的革命英烈

  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任军事总指挥,王荷波作为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这次起义。

  王荷波牺牲后,周恩来无比悲痛。但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妥善收殓和安葬其遗体,这成为周恩来的一桩心事。建国初期,在筹建八宝山革命公墓时,周恩来对吴晗说:“1927年的11月,我们有一批同志在北京让张作霖杀害了。其中就有咱们北方局的负责人王荷波同志。他们的遗骨不知埋在什么地方,你们一定要设法找到。公墓建好后把遗骨迁入公墓。举行仪式时我要参加。”

  吴晗对此事抓得很紧。由于王荷波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知情人已无踪影,工作人员只好到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去查找。最终认定: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门外的箭楼东侧就义。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挖到15具遗骸,另外3具经调查核实,已被亲属在烈士殉难后秘密掩埋。

  烈士的遗骸找到后,北京市民政局准备了18个上好的黑坛子并用红布扎好,用来装殓烈士的遗骨,每块红布上都写有烈士的姓名。这样,周恩来交待的寻找王荷波等烈士遗骨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当时,由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建设尚未开始,烈士们的墓碑也没有修建,只是临时安葬。安葬仪式庄严肃穆,周恩来、彭真、李立三、刘仁等领导同志出席。李立三在仪式上介绍了各位烈士的生平和就义经过。后来,随着公墓的建设和扩展,国家为王荷波等烈士修建了一座100平方米的集体墓。

  八宝山第一墓

  1950年10月27日,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因病在北京病逝。任弼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逝世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公墓建设一期工程尚未结束,对墓区的整体规划安排也没有最后确定。中央决定在任弼时墓穴未选定前,遗体就浮厝在太庙前。要在仅有的两天做好浮厝准备是相当紧张的。公墓从干部到工人都十分重视,竭尽全力办好公墓的第一件安葬业务。30日上午9时,任弼时追悼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前广场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刘少奇作简短讲话,12时灵车到达八宝山。公墓已经做好了准备,浮厝地已打好平整的坟台,两侧布满毛泽东、党中央、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送来的花圈。

  不久,随着公墓二期工程的展开,中央决定将任弼时同志的墓建在公墓东北角的半坡上,墓地修得很大,有墓碑、墓盖,用水泥方砖铺地,墓前立有汉白玉卧碑和立碑。立碑上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任弼时同志之墓”七个字,背面刻着任弼时生平和丰功伟绩,成为八宝山的第一墓。墓穴四周翠柏掩映,环境幽雅清静。

  毛泽东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1972年1月11日,全国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消息,同时配以毛泽东参加追悼会的照片。

  追悼会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据当时工作人员回忆,因为降了规格,陈毅同志的遗像也缩小了,遗像两旁只排放了十几个花圈,整个悼念大厅显得很凄凉。中午时分,正准备午睡的毛泽东突然决定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工作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向周总理报告。周总理立刻通知中央办公厅: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同时还通知了西哈努克亲王和国家副主席宋庆龄。

  此刻,上午还空空荡荡的大礼堂里,像从天上掉下了许多人,架灯的,安电炉的,整理花圈的……十几只电炉在休息室里发出通红的电光,热气弥漫,整个大厅变得温暖如春。室外,刚才八宝山通往殡仪馆的路上还阒无一人,转眼间警卫人员已立柱般守在道路两旁。大约2点30分左右,毛泽东的“吉斯”车驶进了人们的视线里。

  人们看到,陈毅夫人张茜的脸色憔悴、苍白,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到休息室里将主席到来的消息告诉张茜并让她来见主席。张茜见到毛主席时,长期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呜咽道:“主席,您怎么来了?”

  “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

  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走进追悼会会场。毛泽东一脸悲痛的表情,身上穿着睡衣,外面罩着那件经常在新闻纪录片中出现的银灰色大衣。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破旧的留声机发出凄凉的哀乐声。周恩来致悼词时,历来克制力很强的他,念几百字的悼词竟哽咽停顿了好几次。毛泽东面对陈毅遗像三鞠躬,会场里呜咽之声再次响起。

  迟到的骨灰安放仪式

  1969年6月,八宝山将一位化名为王玉的死者的骨灰盒悄然无声地放在了老山骨灰堂地下室里。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

  6年后的1975年,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贺龙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1975年6月9日上午,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准备完毕,礼堂大厅中央安放着贺龙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上方悬挂着“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

  此时,周总理已患病住院,身体虚弱,中央没安排他参加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但在仪式开始前,突然传来周总理正从医院赶来的消息,仪式要往后推迟一下。这消息在人群中引起轰动。人们议论纷纷,为周恩来能亲自来为贺龙送行而感到高兴和欣慰。

  周总理来了。人们看见周总理左臂上戴着黑纱,身体消瘦,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叶剑英迎上前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总理,您身体不好,怎么也来了?”周恩来点点头,疲倦的脸上现出一片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随后,周总理来到第二休息室。贺龙的夫人薛明见到周总理如见到亲人,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刚说出“总理……”就泣不成声了,周恩来忍着悲痛,嘴唇颤抖着,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这时,贺龙的子女们一齐拥了上来,抱着总理失声痛哭。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周总理的讲话是整个安放仪式的重点,只见他缓步走到话筒前,扫视了一眼大厅,声音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手持着薄薄的一张稿纸,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抖个不停……周恩来致悼词后,邓小平宣布向贺龙同志致哀三鞠躬。仪式结束后,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正面,骨灰盒正中的遗像是贺龙的一幅工作照。贺龙家乡桑植县县委书记一行10人在礼堂东侧栽种了一片家乡的小树苗,愿小树日夜陪伴着贺龙。此时,共和国元帅中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位元帅的骨灰已先期安放在此。

  一个名字犹如一座丰碑

  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的格局由中国知名建筑师林徽因设计,公墓分为墓区和骨灰堂两部分。墓地或骨灰安放,是按生前政治级别而定,主要包括已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党派领导人、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科学家、文学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国际友人、革命烈士等。

  1976年7月6日,朱德元帅在北京医院逝世。他的骨灰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

  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第一个逝世的。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中一室。2003年,罗荣桓夫人林月琴逝世后,他们的儿女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了第一墓区,并立了一块雕有父母半身塑像的石碑。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元帅在301医院逝世。按照他的遗愿,应把骨灰埋在老家地下,上面种一棵果树。但专案组向中央报告后,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存放在了成都东郊火葬场。周总理当时指示:要精心保管,不准换盒,以备查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恢复了名誉。12月22日,由中央军委办公厅出面,用专机将彭德怀的骨灰接回到北京。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彭德怀的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一室。

  安葬在公墓第一墓区的还有瞿秋白、李克农、张澜、李先念、陈云、李富春、彭真、姚依林、耿飚、黄克诚、徐海东、王平、萧华、杨得志、宋任穷、赖传珠等党和国家以及军队的重要领导同志。这些墓碑风格各异,但都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铭证。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内有三座高大的纪念碑,都是为了纪念20世纪50年代中国代表团出访时的飞机遇难者。其中一座由周恩来题写碑铭:“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第二座纪念碑是纪念中国访南美艺术团遇难的同志。第三座纪念碑是纪念著名作家、翻译家郑振铎等人。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还长眠着许多具有中国国籍或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一些外国友人,他们中有的人在战争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曾任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文欢同志;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第一个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的马海德;白求恩式的德国医生汉斯·米勒; 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作家爱泼斯坦等。

  继1970年被更名为八宝山革命公墓后,1984年八宝山革命公墓又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八宝山革命公墓不仅是陵园,更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每年来这里缅怀先辈、祭拜英雄志士者数以万计,清明节期间尤为集中。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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