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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编余国成是我高中时的学兄，高我一届，我与他相识相交已经半个世纪了。他是位文人，又是位资深的老编辑，我很早就有心为他写一点文字。因为熟识，可写的内容太多，反倒不知写哪方面的事迹，一时竟无从落笔。这次见到了他的力作《老编轶事》，于是突然开窍：我何不也循着这个思路写呢？老余的作品可称作“自传”，本文记叙的是他“自传”中没有细说的事，权称作他的“外传”吧。
打小青年时开始，老余，不，应该称小余，就有相当深厚的写作底子，这为他日后当编辑奠定了基础。刚与他结识，我就知道他文章写得好，在当年的老高三年级里也是佼佼者，用后来他去军垦地方的东北话来说就是“杠杠的”。我自认也算是蛮会作文的，不免很想跟他比比高下，可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暗中较量，结果是自愧弗如。
写得精彩还不算，他还颇有战地记者的风范。不像我，写文章必须正儿八经地坐在桌旁，有一张方方正正的草稿纸，还不能有人打扰，否则文思就会窒塞。老余可没有那么多穷讲究，他只要有一支笔，一张哪怕是皱巴巴的不规整的废纸，伏在窗台上就能刷刷地写起来，而且四周即便是人声鼎沸也无妨。我与班上的几个作文尖子都对他很钦佩，常说，相信他在纷飞的战火中也能写报道的。他的文中不时会蹦出思想的火花，我们经常将那些警句像语录般地挂在嘴边。
后来他去了黑土地，我到红土地，很久没有见面。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再见面，他已经在银行当行报编辑了。我的“外传”自然不可能比他的“自传”写得更详尽，我只想补充一点：除了编写一本《性爱长卷的那一抹异彩》和一本某企业家的传记《成就与梦想》，他还与人合作编过一本《世界漫画大师精品珍赏》。很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陆家浜路1234号他工作的分行办公室找他，看见他案头垒着一大堆各国关于幽默的资料。可喜的是，这本书的命运比前两本好得多——我亲眼看见余国成的大名是堂堂正正印在封面上的，并很受好评。
退休后，除去对那份编辑工作难以割舍的原因，他还怀着一份浓浓的知青情结，因此他在两份知青杂志“打工”当编辑，虽然无偿，虽然辛苦，他却甘之如饴。
知晓我也爱舞文弄墨，他常会把一些当编辑的心得与我分享。几年前的一日，他很欣悦地告诉我，有一篇写人物的稿件，内容很丰富生动，但可惜标题不够弹眼落睛，大致是“记某某某的某某事迹”，他灵机一动，根据主人公长期不惮吃苦耐劳的事迹就改成了《……骆驼……》（不记得该标题了，请加上）。我一听就为新标题大声喝彩，这一改简直有点画龙点睛的奇效啊！前些天，我遇到该杂志的主编，他对这一改还啧啧称道呢。
早些年，老余总是佳作不断，令我大感过瘾，可是近年来，渐渐发现他的新作少了，有时几个月也不见一篇新作。于是我有些不满意了，几次三番催他动手作文。后来催促甚至升格为“催逼”，可是成效仍然很不显著。他也不作解释，只是笑一笑。这一笑中我看出了抱歉和无奈。后来我渐渐想出了其中的道理。原来他退休后，不编行报了，就立刻成为知青团体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到知青杂志当编辑，先是在一份杂志工作，后来是两份。他不但要当两个栏目的责编，而且还是一份杂志的两名总校对之一。已是近古稀的老人了，这么重的担子挑在肩上是很吃力的。此外，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热心肠，很多群体（主要是知青群体）都少不了请他去出谋划策。这还不算，他夫人身体欠佳，他还要抽出很多精力来照顾家庭。您想想，这许多杂务缠在身上，还剩多少精力去耕种他写作的“自留地”呢？我曾向他建议，是否能推卸部分编辑工作，给自己留点时间。他总是笑而不答，实际上去接手了更多的工作，比如，最近一档知青的播音节目又找上了他，他是来者不拒。他是忙并快乐着啊！
我虽然常为难得见到他的新作而感到几许遗憾，但我又尊敬他对编辑工作的那份热情，也理解他的那份知青情结。他为了帮助人编撰、校改文章，忍痛割舍了长期的写作嗜好，这不是分明在为人作嫁吗？唐诗中那位贫穷女子是很怨艾地“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而老余却是心甘情愿的。我另有位编辑朋友，他有个妙喻：编辑应该把大部分精力用以替广大作者缝制华美的衣裳，但也不妨间或抽空替自己缝一件短褂子。我希望老余也是这样，不然，可惜了他那满腹的写作才华。
这篇“外传”该煞尾了，忽然意识到标题好像有点不妥：老余的“自传”写尽了他当编辑几十年来所尝到的甜酸苦辣，包括在银行编行报以及退休后在两份知青杂志当义务编辑的趣事乃至糗事，而我自知能力不逮，这篇“外传”只写了一点他七彩文人生涯的“边角料”，充其量只能算是“外传”的若干素材。我又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标题，就对付着加上个引号吧。哪位有能力的朋友来为他写出一篇真正的“外传”来，这是我的期盼，应该也是他很多挚友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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