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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面目 孔见的《韩少功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版，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收录了二三十幅韩少功的照片，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挑着粪桶的韩少功单人照、被称为“韩爹”的韩少功与被称为“韩婆”的韩夫人和爱犬三毛的合影。就前者来看，照片上的韩少功决不是“文革”期间下乡插队时所拍，而是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韩少功回归农民时所拍。这个时候的韩少功功成名就，扬名海内外，但是他的形象看上去很像个当地的农民。如果不是在《韩少功评传》中见到，如果不是标注为韩少功的照片，我们很难想到照片上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韩少功，许多白领见到了更有可能对这个挑着粪桶的家伙不屑一顾。再说那张由夫人抱着三毛拍的照片，完全没有抱着可爱的宠物犬那样的贵族气派，再看韩少功，戴着草帽，右臂夹着两块木版样的农家器具，叉开腿站着，穿的衬衫完全敞着怀，活脱脱一个农民形象。韩少功的这种形象如果放在三四十年前一点都不奇怪，那是一个以工农兵形象为荣的时代，而且许多下放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本来就是这样的形象，就是像更早些年的著名作家赵树理、马烽、李准、王汶石等人也都是这样的形象，不过他们身上北方的味儿更重一些。然而，韩少功拍这些照片却是在踏进新世纪的2000年以后。此时，人们都在追逐时尚，乐于摆样子走秀，谁还真像韩少功那样回归过去的农民？然而，韩少功不管别人怎么说，偏偏呈现出的农民的面目。而这不是故作姿势给人看，而是他真的性情自然流露，任何一个真正了解韩少功的人，都知道他始终是一个性情中人。
自我农村插队 2000年5月，年近半百的韩少功与妻子在海南办好各种手续来到了他曾经下放过的汨罗县再次插队落户。这一次与“文革”时的那次有着很大的不同。“文革”当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基本上是受运动的影响，青年人出于单纯而强烈的政治热情，怀着改天换地的伟大理想，积极响应领袖的号召，来到广阔天地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当年的韩少功与当时许许多多城市青年一样，主动要求到农村插队，希望在这里大有作为。然而，他来到农村后，看到的不是农民们幸福的生活，而是“饥荒惨不忍睹”，这里的农活“把人累得发疯”。（韩少功：《鸟的传人》，韩少功：《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既然那些农民们都生活在苦难之中，那么这些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的生活决不会好到哪里去。因而，当年下放农村的经历并没有给韩少功留下多少美好的记忆。时隔20多年，农村社会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还是和以前差不离，这可以从韩少功后来再到农村时的穿着和劳动工具可以看出来。因而，当年的历史记忆应该让人对当年的生活形态产生排斥心理。然而，经过20多年时间的流转，韩少功非但没有拒斥农村，反而从长沙到海口，最终回到了他曾经插队过的汨罗。这个时候韩少功的回返，可能被认为是厌弃现代都市生活后的回归自然，也可能把这看作是叶落归根的表现，还可能被认为是对青春时代的留恋。如果如前者所说的那样，韩少功就是个现代自然主义者，然而韩少功在20多年的城市生活中并没有像许多现代工业社会人们那种遭受了巨大的挤压感和窒息感，虽然他在《马桥词典》出版后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他的下乡的念头也是在这个时期萌发的；如果按后者所说的那样，韩少功必然是到了七老八十的年龄，然而此时的他才40多岁，人生的道路还长着呢；如果说韩少功像史铁生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留恋青年时的诗意浪漫，然而对于许多知青来说，偶尔回味一下当年的生活，将其浪漫化、诗意化未免不可，如果让他再回到当年的那种生活中去，恐怕谁都不愿意，当年的农村生活毕竟是十分艰苦的。那么，韩少功到底为什么要跑到农村来生活呢？他是为了像而三十年前的作家们那样到农村来体验生活吗？当年确有不少作家为了响应领袖的号召，到农村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就像柳青等人一样，但是柳青等人的下乡是由组织上安排的，到基层来还兼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手里多少还有点权力，办什么事情比较方便。而韩少功则不同，他是自己主动下乡插队的，没有人替他安排这安排那，他也没有挂什么职。他带着妻子一起来到这个曾经插队过的地方，盖了几间房子住了下来，而且像陶渊明一样亲自垦荒耕作。他和妻子在房前屋后种起了各种菜蔬水果，还养起了鸡，让他的家里充满了生机和乐趣。更令韩少功感到高兴的事，安家之后不久，他们就融入了当地的社会，他们将自己化为了农民，而周围的农民并没有将他们视为陌生的闯入者，而是看作自己人，在这些农民看来，韩少功夫妇似乎就是一直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和自己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人们没有以“作家”、“文化人”、“先生”、“公家人”等这些敬而远之的称谓称呼他，而是按照当地人相互称呼的那样叫他“韩爹”，叫她的夫人为“韩婆”。
田园生活 到农村生活，对于韩少功来说，最重大的意义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熟悉生活，搜集创作素材，而是激活自己的感官。在韩少功看来，激活感官或许比寻找创作素材更重要。一个作家，只有激活自己的感官，才能敏锐地感知世界，才能触摸到世界的些微的颤动，才能捕捉到事物细微的变化，才能把握住情感世界的微妙之处。然而，在喧哗的现代都市里，电光声色的喧闹和漫溢不断地逼迫人的感觉神经，造成了人的感官的迟钝和退化。现在，韩少功来到了农村，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通过农业生产劳动进一步亲近自然，通过自己的身体与自然展开对话。他的感官被激活了，那么周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眼前的世界也洋溢着浓浓的诗意。原先他在城市里，月光早已被各种强烈的灯光所掩没；现在他在乡下不仅见到了久违的月光，而且这月光也仿佛是从张若虚、李白、王维、苏东坡等人诗文中倾泻而来的，十分迷人，令人产生非常遥远的遐想；他所种下的各种瓜果，再也不是普通的农作物，而是一个个富有深厚情感的精灵。他来到这些作物面前，就得小心翼翼地伺候着他们，如果一不小心得罪了她们，他们就可能耍起脾气。农作物尚且如此，他所饲养的动物更是充满着灵性。在一般人那里，饲养动物无非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实利，将动物养大了，可以宰杀吃掉或者让它们生蛋产奶供人食用，或者驱使其拉车拉犁，干苦活；一是作为宠物饲养，以便解除主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而韩少功饲养动物则养出了境界。他发现“即使是鸡犬这样的家养动物，都有相当丰富的内心生活和感人至深的情感故事。”（第206页）他家的公鸡比较长得漂亮，威风凛凛，而且颇具雄性风采，视保卫异性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面对外来狗或猫的觊觑，它总是“一鸡当先冲在最前，怒目裂眦，翎毛奋张，炸成一个巨大毛球，吓得敌人不敢造次。如果主人往鸡场里丢进一条肉虫，它身高力大健步如飞，肯定是第一个啄到目标。但它一旦尝出嘴里的是美食，立刻吐了出来，礼让给随后跟来的母鸡。自己无论怎样谗得难受，也强忍着站到一旁去，绅士风度让人敬佩。”（第207页）看来，这只大公鸡真是位“模范丈夫”。韩少功是他母亲所生的第四个孩子，幼时被称为“四毛”，而他养的狗却叫“三毛”，主人和狗似乎成了兄弟了，而且狗还排在前面。事实上，在韩少功的心目中或许就是这样，他觉得“三毛除了不讲人话，什么意思都能心领神会，谁对它好歹心里都十分明白。”（第207页）三毛与韩少功相处了7年，最后无疾而终。临终前，三毛可能意识到大限将临，停止了进食，表现出对韩少功的恋恋不舍，静静地卧伏在韩少功的的一只布鞋上，悄悄地走到那个世界。三毛的离去，令韩少功感到失去的痛苦，他的心一下子空落了下来。后来，他将三毛埋在一棵树下，并将它的照片扩印了许多张，将其贴在海口与汨罗家里的墙壁上，可见三毛不仅被视为他们家庭的一员，而且还化为韩少功生命的一部分。
感悟生活
第二次在汨罗的插队生活，让韩少功成为一名深层生态主义者。有人将生态主义者分为人类中心主义者和深层生态主义者。前者从人类的需要出发，以人为目标要求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而后者则强调“每一种生命形式都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呼唤人们呵护生命和敬畏生命，反对对生命的奴役、利用和屠杀。韩少功究竟有没有受到中外深层生态主义思想影响？现在还不清楚。但是，他在与动物的交往过程中从其身上发现了可贵的个性和灵光，他虽然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他对猪和牛都非常感激，因为他为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而吃过不少猪肉，他看到了牛在人类的粮食生产过程中付出了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对于那些人们讨厌的老鼠、蛀虫、蚊子，韩少功为他曾经伤害过这些动物感到歉疚和悔意。他现在认为：这些动物也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在他看来，既然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那么老鼠蚊虫也就应该有同样的权利。与此同时，韩少功还对我们汉语中的“衣冠禽兽”、“兽性大发”、“人面兽心”等词语提出了质疑，他觉得在许多时候人的道德未必比动物强，动物的情义未必就比人差，人的凶残、暴戾、奸诈、贪婪往往远远超过动物。韩少功的这些思想观念或许有些极端和过激，不一定为世人所认同和接受，但是在这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生态失衡、环境恶化、社会严重失范的时代，韩少功的这些思想无疑是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当他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真性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这久违了的真性情而感到愧疚、汗颜和羞赧呢？我们是不是为现实世界的过度功利化而感到悲哀呢？我们是不是为自己人质一样的活着感到身心疲累呢？我们是不是意识到我们的感官在现代社会里不断地退化和迟钝呢？就在我们面对一个性情韩少功之际，我们感到警醒，我们得到了警示，因为他给我们现代人如何寻找到真我的根本途径，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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