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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 正当我们按部就班地准备毕业，准备报考上一级学校，我与黄毓麒还参加了美术学校的专业考试时，不经意间一场急风暴雨正在临近。 都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对政治缺少敏感性。当我们还沉浸于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时，天边早有了风云乍起的迹象。早在1965年秋于枫泾农村劳动时，一篇《评〈海瑞罢官〉》曾惊得菩萨般的英语老师手直发抖。年长我们二十多岁的老师们已经经历过建国以来的各次运动，对政治远比我们这些涉事不深的孩子敏感，当我们还在大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他们已经嗅出其中不同寻常的味道。 再就是学校开始动员去新疆，我们几个团员在高中辅导员的带领下去各个同学家走访、动员，当然是吃闭门羹的多。 最后，课不正常上了，期末不考试了，毕业取消了，升学无望了，运动开始了……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必须是“红五类”子女才能参加，我等这些出身于非“红”家庭的人是无缘加入的，而所谓的“黑五类”子女就惨了。所谓“红五类”子女就是出生于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的，而“黑五类”即指地、富、反、坏、右，以前在各类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坏人”。当时最流行的一幅不成对的对联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学校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黑五类”子女会议，这下“黑五类”子女都慌了神，有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来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去，但只带耳朵不带嘴，只听不说。不知他后来去没去，也不知道会上讲了些什么，反正我后来就没再见到过他。 有一次，学校找到了我和翁玉海，让我们去一次枫泾，说是班里一个外号为“老酒澎”的同学去了我们下乡劳动的地方，要那里的农民起来造反，被当地人告到了学校。学校要我们俩去把他接回来。我们立即坐火车去枫泾，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到了那儿，“老酒澎”已经走了。自此，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而我却从此与火车结了缘。此也是后话了。 应该说，运动刚开始时上海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比较温和的，比如我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斗老师、斗领导，但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也许由于长期以来重视工农兵的原因，这些“红五类”的子女本来在学校就得到重用，对老师对领导难以“狠”起来，印象中学校也没有搞过几次批斗会，后来这类的红卫兵组织成了保皇派，自然而然地解散了。 上海红卫兵真正“狠”起来是在聂元梓来上海煽风点火后。记得那次是在文化广场的一次大专院校红卫兵的聚会演出中，聂元梓到了现场，作了十分具有煽动性的讲话。聂元梓，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1966年5月25日她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被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她成了红遍全国的风云人物。同年11月，她组织“新北大、新师大（华东师大）联合造反兵团”，煽动揪斗上海市委和华东局领导人常溪萍、曹荻秋、陈丕显。她带来的人在上海“展示”了用带铁头的皮带抽人的范例，上海的“文革”进入的血腥时代。那天，聂元梓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一派领袖的派头。她讲话的内容我已经忘记，但那套做派却永远留在了我脑中。除此以外，还有运动中特有的舞蹈样式“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动作。 “文化大革命”在领袖的几次接见红卫兵和聂元梓等人煽动下，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是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我、黄毓麒、翁玉海、姚黎明四人商量着怎么参加运动，别人不让我们参加红卫兵，我们不能自己搞吗？于是我们自己搞起一个战斗小组，起名“追穷寇”。具体做些什么呢？我们不会打砸抢，也没能耐去斗这个斗那个，但我们会写会画，于是就办了张战报，报头上由黄毓麒画的一个人骑着战马跃起的图案，后面一面红旗招展，上书“追穷寇”三个大字，内容则是东凑西抄而来的。那时不是作兴“天下文章一大抄”吗？再就是去各大专院校看大字报，最远的去过复旦大学，我们四个人搞了辆黄鱼车，一路上你骑我推的。到了复旦大学一看，人山人海的，到处都是大字报，到处都有红ＸＸ。   我们也上街刷大标语，打倒ＸＸＸ！我们也曾挖空心思地找“问题”，比如看到上海的著名的冷饮商标“光明牌”，就批判说热情四射的光明怎可用在冷冰冰的冷饮上？现在看来是多么的幼稚，多么的可笑！真正的是列宁批评过的“左派幼稚病”。但我们当时还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沾沾自喜。 我们也想和别人一样去串联，曾经闯进了北站大门的第一关，但一想还未和家里打招呼，就又缩了回来，在那时看来“闯劲”不足，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下乡前和黄毓麒、翁玉海、姚黎明（左起）在外滩合影。
这时，上海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山头林立，红革会、红东北、红西南、红反会等纷纷扯起了大旗。我们学校原来的红卫兵组织自行消失后，也有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造反组织，比如67届的几位女生自己组成了一个“八二七”战斗组，是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命名的。 也有几个大的，比如红反会的学校分支，他们邀请我们参加。我们一看，这个组织的大部分成员以前都是学校里比较正派的人，许多都是高中生，有些还当过我们的辅导员，于是就欣然参加了，算是游子找到了组织。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残忍地批斗老师和领导，没有让我们犯下各种“滔天罪行”，这是十分幸运的事。到是最后许多人一起结伴去了黑龙江兵团，投身到了“屯垦戍边”的事业中。我们做的主要事情是刷大标语、画漫画、出壁报小报。我们几个曾经在学校二楼的外墙上画过“群丑图”，在校门口出过题名“庙小妖风大”的连载壁报，揭示学校解放前的历史，即我前文所说，内容来自学校图书馆里找来的画报上。 我们做的最大一件事是曾经“审查”过一位已经退休了的学校老领导。我们从资料上发现，这位老领导曾与方志敏烈士共事过，便自认为发现了方志敏烈士被捕的线索。结果，那位老领导也感到方志敏的被捕实在蹊跷，但也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只好不了了之，轰动性的新闻没能发现。现在想来，那场“革命”是多么的荒唐，到处疑神疑疑鬼，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害了多少的无辜之人。“温和”的姑且如此，不温和的呢？ 学校里也有不温和的，与我们对立的一个组织就是，他们曾经折磨得我初一时的数学老师跳了楼；我们红反会中个别初中同学也是这样，他们曾拿学校总务主任当摔跤的道具摔。我后来总结，这类人物往往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原先在学校不受重视的，甚至出身有问题的，“文革”开始了，一切秩序被打乱了，他们就出来疯狂地报复社会；另一部分是出生“优越”但家庭素养不高的，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无人敢拦而胡作非为的。“文革”是人性的大暴露，一切原本藏在衣服下的本性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学校红卫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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