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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 吴少强是大队长，佩“三条杠”，负责学校的宣传工作，经常出黑板报。他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毛笔字还是粉笔字，都让人赏心悦目，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们俩经常一起上下学。他家在茂名北路上的弄堂里，即现在建的地铁12号处，离我家不远。他是他家领养的，他母亲高高大大的，十分疼爱他，也十分会教育，因此他的性格十分的好。他见我也喜欢写字，就教我写仿宋字，带我一起出黑板报，我后来能够出很有质量的板报、壁报，都与他的帮助分不开的。 
高大的行车下有吴少强曾经的家。
但他对我的缺点从来不隐瞒，而且要求严格。记得电影《飞刀华》出来后，我们都如电影中主角一样学练飞刀，用断了的锯条磨成斜口的刀，再在后面系上红的布条，往树上、板上扎。我也做了一把飞刀玩，吴少强就劝我不要玩这个东西，说是容易出事的。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心想哪有那么多的“出事”。 但事情偏偏就出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家对面的体育场又有篮球比赛，许多没有门票的孩子就趴在体育场的篱笆墙上，通过缝隙看球。体育场为了维持秩序，找了一些旁边太阳公寓的半大孩子来帮忙。偏偏这帮人中带队的那个孩子并不是什么好人，常常因此而狐假虎威，欺负其他的孩子。这一天他就硬说有人往场内扔泥块，和外面看球的孩子吵了起来。我去看热闹，匆忙中忘了将手中的飞刀放下。谁知我一去，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扔泥块的人，上来抓我。我一挣扎，手中的飞刀不小心将他的手腕划破了，于是我就被抓到了体育场的办公室，而他去了医院。办公室的大人一看我手上并没有泥土的痕迹，当场就把我放了。但事情没有完，那个人的伤势很严重，缝了好几针，自然就不肯罢休，第二天就找到我家来算账。还是我阿姐们出面赔了医药费才算摆平。 事后，吴少强不但没有帮我，还告诉了杨先生，并当着杨先生的面批评我是如何的不听劝，以致酿成大错。我并没有恼怒，也没有责备，而是诚恳地听着他的批评，因为这是一位诤友，他是为我好呀！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这是与他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到了初中时，我爱上了古典文学，特别喜欢看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等古代打仗的书，隋唐时期的好汉，如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等，我们都能按照排序数出来。我们还特别喜欢罗成、秦琼、程咬金，喜欢他们的武艺，更喜欢他们的为人。于是我们把仅有的零用钱花在买这样的书上，而且还变着法的让仅有的钱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将买来的书读完后，就把它卖到旧书店去，随后用卖出的钱再去买新的书。当然这样做只能读一些不贵的书籍，好在我阿爸也喜欢读这一类的书，他常常从单位的图书馆里借回来读，我也就得以读到了那些大部头的书了。 当然，仅仅是读还是不够的，我们还经常把书中的英雄画下来；画下来还不够过瘾，我们就把它刻成了剪纸。刻剪纸，在初一时就已经风靡全班了，甚至上课时也能看到有人在偷偷地刻的：先用白纸蒙在像品上，再用铅笔在白纸上划，划出样品的轮廓，最后用刀把它刻出来。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当这种赝品式的东西的传递者，于是我们自己画，自己刻，一切版权都是自己的！ 说到画画，不得不说到黄毓麒。黄毓麒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画马，简直是惟妙惟肖，我是五体投地的崇拜。他家就在石门一路延安中路的拐弯处，紧挨着瑞金剧场。只要在路边一喊，他就会从楼上探出头来。后来他们家搬到了常德路与铜仁路间的安远路上，也是二楼，沿街的墙面是木板的，有铸铁的走廊。巧的是这里也有毛泽东的旧居，现在还保留在林立的高楼下。我们俩因为画画结成了好朋友，一直到我离开上海去了黑龙江兵团。他后来也去了黑龙江兵团，在佳木斯那边，至今没有他的消息。文革前，我们俩还曾计划画一本连环画，并且已经画了好几张。但不久文革到来，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初三毕业时，我们一起报名去考美术学校，考场在现在的漕溪北路的美术职业技术学校里，考试内容除素描外，还有一幅创作画。记得我画的是一个大拳头砸向几个小丑样的美帝、苏修，还是黄毓麒给我设计的。 
安远路上保留的毛泽东旧居。黄毓麒家后来就搬到这里，也是这样的房子。
我和黄毓麒还代表班级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演出过，演的是相声，相声名是《3：0》，是说打美帝的，里面说到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因为肯尼迪的谐音与“啃泥地”相近，整个相声就以此抖开包袱，比如将他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说成是“萝卜都啃泥地”，抖出了许多的笑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后来我们又和班长、文艺委员一起演出了对口词，内容是讲备战的，我小小的个子偏偏被安排了个“王大力”的角色，还要大声喊到，趴在地上做打枪的姿势。想想那时确实生活很丰富，不像现在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把人的生气都磨光了。 我们的校外生活同样丰富。有个同学我们都叫他“糯鼻子”，因为他没事就摸鼻子，把鼻子摸得糯糯的，像用糯米粘上去的。他家住在石门一路与威海卫路交界的那一片弄堂里，里面有很大的一片空地，又弄堂套弄堂的，与升平街连了起来，可以从石门一路一直穿到茂名北路，这就成了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用粗铁丝做成手枪，用纸做成子弹，在地形复杂的战场上进行“实弹”交战。常常打着打着人就不见了，实在是因为地方太大太复杂，随着交战的深入有人就“临阵跳脱”，溜回家去了。 
左侧绿荫后面曾经有一大片的弄堂，是我们的好“战场”。
再后来玩的东西科技含量就高了起来，我们有一阵开始做纸飞机模型，那种做好后可以滑翔的纸飞机。做飞机有纸要求比较高，必须是用画报纸那样有硬度的。没有画报纸，我们就用地图册代替，反正学过的地图册也没了用处。和我一起做纸飞机的同学住在平安电影院对面的公寓里，好像是三楼朝南京西路的房子。我们按图纸先在纸上画好，随后用剪刀剪下来，再根据要求拼接、组合，一架纸飞机就做成了。记得有一次做的是用线牵着旋转着的那种飞机，就是飞行时要人牵着系在飞机机翼上的绳子，以人为中心旋转的那种。我从小就怕旋转，结果一转就头晕头晕目眩，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偏偏又赶上是春节，结果连着三天不想吃东西，只能躺在床上看家里人高高兴兴地欢度春节。 再后来是装矿石收音机，这是和邻居家的姓费孩子一起弄的。他比我低一届，家就住在隔壁的712号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很好，712号楼上楼下前院后院都是他们的，家里还有一个保姆。他们家里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读书都很好，大哥大姐都考上了哈工大，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事。他大姐后来还嫁给了王震的儿子。他排行第四，文革中把名字改成了“卫国”，也下乡去了黑龙江兵团，后来去了大杨树煤矿，我曾去大杨树看过他。文革后考上了大学，出了国，现在美国居住。我们俩一起从装矿石收音机开始，一直装到两管三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他水平比我高，常是他带着我，指导我装机。至今还记得爬到屋顶上去装天线时的紧张，也记得第一次在耳机中听到广播声时的激动，以及拿着自己装的半导体收音机在路上走时的自豪。 这样的日子真的是阳光灿烂！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