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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爷和阿娘 姆妈走了，阿爸远在上海，三个妹妹又被送走了，我们留在了老家，留在了阿爷阿娘的身边，阿爷阿娘担负起了抚养我们的重任。 阿爷的阿爸共生了两个儿子，即阿爷和我的大阿爷。大阿爷膝下有两个儿子，即我的大伯伯和小伯伯。大伯伯子女众多，小伯伯好像只有两个儿子。大阿爷的女儿我只记得有一个我们称之为二嬷嬷的，还记得她坐在西厢房楼下邻明堂的窗下做女红的情景。后来我们去了上海，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另一个我们叫她阿秀阿姑，后来做了上海一个开搪瓷厂的老板的填房。到上海后，我常跟阿爸去她们家。印象中这个姑丈是很小气的人，家里明明堆着许多的搪瓷面盆，却不愿拿出来送给亲戚们。当年，阿叔来上海就在他厂里当学徒，后来他自己家来了亲戚就被他赶走了，使得阿叔没能在上海立住脚。记得有一年过年，我随阿爸到他们家拜年。他们家住在延平路上的一座小洋房里，二楼以上都是他们的。那时延平路还没有打通，他家就在靠近路的尽头处。家里有独立的卫生间，有抽水马桶，还有煤气灶，有很多的房间。虽然已经公私合营，但还吃着股份，这在当时的上海人家来说是十分富裕的。但在发压岁钱时，他摸了半天才摸出了一张一元的和几张角票，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假假的“呵呵”笑声。当然，他们的儿子和我却是好朋友，现在不知他在哪里。只知道他离婚了，他的房间也判给了他原来的老婆。阿秀阿姑的墓也在王家溪口，但很久没人去上香了。每年清明我们去给阿爸姆妈上坟，总会去她那里烧上一柱香，以表纪念。 大伯伯和我们家的关系最好，记忆中他好像也是从事五金业的。他家在上海西康路和康定路口的一座二层楼上，房子蛮大的。他的众多儿子也与我们关系密切，他大儿子家就在我们后面的南京西路上，紧靠着陕西北路，原泰康食品店的楼上。那年，我要从齐齐哈尔往南方调转，他也曾想过办法。 大伯伯和小伯伯家儿子的名字用的都是“志”字，不知道我们这一辈是否可以用“嗣”和“志”这两个字，因为我在家里他们都叫我“志丰”而不叫“嗣丰”。听大表姐说，原本就应该用“志”的，我阿叔的儿子即我的堂哥出生时，因其外公名中有“志”字，为避讳而改用“嗣”了，我出生后也就跟着用了，但习惯中大家乃然叫我“志丰”。后来我就此事问过阿叔，阿叔讲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外公的名中不是这个“志”字。但我总觉得表姐的话有道理，因为名讳中同音也是要避免的。然而我又希望阿叔说得对，“嗣”远比“志”要有“文化”多了，何况还能和林嗣环攀上亲戚！ 
幼年的我和大阿姐、二阿姐的合影。后面站立者是我的堂哥，大伯伯的儿子，就他的名字用了“嗣”字。
好了，说远了。阿爷出生于19世纪末，一生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重大事件，亲眼见证的世事的变迁。由于家境殷实，他从小就在私塾读书，写得一手好字。年长后离家去宁波，先学生意，后替人经理店铺，颇有成效，也积累了不少的钱粮。为复兴逐渐衰弱的家族，他毅然辞掉了宁波城里做得好好的生意，回家盘下五房意欲抛售的东厢房，又买了东厢房后门外的一些田地。这个举措的英明之处在日后的日子里显现出来了。解放后评定成份时，阿爷仅被定为中农，否则尚在城里的话，“资本家”的名号是逃不了的。他又出资交付新堂楼堂沿的房契税，使得新堂楼完整地保留下。他也曾为大房居住的老堂楼交过房契税，但老堂楼终因卖于了外人而废弃，堂沿也只剩了一个歪歪斜斜的架子。 阿爷遇到的最大灾难是在抗战时期。据阿娘后来告诉大阿姐，我们新堂楼的堂沿楼上向北的窗口是可以看到从青峙岭公路上下来的来往行人的。抗战时期，大家常常躲在楼上观看，如见到日本人从岭上下来，就赶快通知村里的人，能跑的则跑，能躲的则躲，跑不了的大姑娘小媳妇就在脸上抹上锅灰，以防鬼子的糟蹋。为此，我们家曾多次外出逃难避祸。有一次逃难途中，阿爷突遭流弹，膝盖处被打中，鲜血直流，不能行走。正在全家人犯难时，恰逢邻居一健壮的女子，俯身背起我阿爷就跑。来到安全处剪开裤腿，一颗子弹掉了下来，原来子弹已贯穿而出，这才没有引起更加重大的伤害，但也造成了阿爷终生行走受阻，晚年多次跌倒均与此有关。那位救了阿爷的女邻居，我们一直叫她阿姑，如自家亲戚。 
下乡后，我回乡探亲时在堂沿前给阿爷拍的照，那时堂沿还保存完好。
阿娘身材小巧，十分能干。与阿爷的温厚相比，阿娘却要强势得多，办事也十分的果敢。我大嬷嬷二嬷嬷先后同嫁一人，小阿姑送人（下乡后，有一年探亲回沪，阿叔也正好来上海，我和阿叔曾去小阿姑家看她。她的家好像是在西康路上的一个石库门里，身材也矮矮的，像阿娘）及后来我三胞胎姐妹送人的举动，都是由她做的主。 也许是我姆妈早逝的原因，阿爷阿娘待我们远比待阿叔家的孩子好，尤其是我这个孙子。生性很强势的阿娘，给予我记忆的全是温柔。晚上我就和阿娘睡在一张床上，阿爷则隔一木板墙睡在我们后面的房间里。我们住的房间是东厢房一楼靠明堂处，那时由于生态保护尚好，夜里常常能听到狼嚎声。每到这个时候，阿娘就会把我抱在怀里，怕我吓着。我幼时得了中耳炎，她总是悉心的照料，帮我清洗耳道里流出的水，清洗后再给我上药。我手臂容易脱臼，只要一脱臼，她就抱着我去村里这方面的行家人家治疗。有一次，我站在后门处，邻家孩子拿一大石块扔人。石块从他手边滑出，不巧打在我的后脑勺上，鲜血直流，急得阿娘赶快找人医治。每每我感冒生病，她就会将一张草纸蒙在装水的碗上，一边用水往纸上甩，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按乡下的世俗方式为我叫魂。阿娘是小脚，每次去天潼、玉皇等寺庙上香时，就需要别人抬着乡里特有的大大的摇篮去。这时她总让我和她同坐一个摇篮，一同前去。 
阿娘（右一）和我嬷嬷和表姑姑们的合影。左一是大嬷嬷，右二是阿秀阿姑。
阿爷受伤后就很少出远门，但却不辞辛苦地带我去后门大槐树下的高粱地里捉金虫（金龟子），抓蚂蚱。阿爷早早就开始掉牙齿，硬的东西咬不动，到了晚年就只能喝粥，而下粥的菜竟然是用油炒过的大粒盐－－这是一个为家庭创造过无数家产的男子汉的“富裕”生活！因此，阿爷的床头就时常要备一些可口的糕点。这糕点阿叔家的孩子是碰不得的，但对我却始终敞开。最记得的是，我小时候常会感冒发烧，而且一发烧就不吃东西。到了半夜里烧退了，肚子也就饿了。那时我不懂这是肚子饿，就说肚子疼。睡在隔壁的阿爷只要听到我说“肚子疼”，就会马上起床给我去准备吃的，我也就会高声叫“给我挟一块肉”。我从小便是“肉师傅”（宁波人称喜吃肉的），这在家里人是人人皆知的。这时阿爷一定会给我挟来一块大大的肉，而且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在阿爷阿娘的呵护下，我度过了童年的岁月，慢慢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要离开老家了，也要离开记载着我童年的幸福和铭刻着我幼时眼泪的故乡了。 
2012年回老家时路上所拍，这样的景色在老家再也见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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