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父 亲
——我国国防科研的老专家葛叔平（4） 解放前后的父亲 全国解放前，父亲在原上海中华航空公司任技术员时就接触了地下党，也知道他们用龙华机场的电台和延安联系。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破坏新中国的建设，企图不给新中国留下任何技术干部，两次逼迫父亲离开大陆。父亲服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和指导，用种种借口进行拖延，坚持不离开大陆，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上海解放后，他立即根据党组织安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空军军区第二十三兵工厂任技术员，从事军事通信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工作1953年奉命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总部电信科学研究所任工程师，课题组长；1957年国防科委成立后，又奉命调入国防科委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任工程师，课题组长；1960年又奉命调入总参通信兵电子技术研究所任工程师，课题组长；1962年又调入新组建的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工作，到第十九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后来又由国防部部长直接任命为研究所总工程师；1970年又调任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第十七研究所任总工程师。其间，还担任原国防科委《第十研究院学报》编委会委员，发表过多篇有指导意义的学术论文。1978年调至电子部第五十研究所任总工程师、技术顾问等职，1991年离休。 解放后，在党的关心、培养和高度信任下，父亲几十年来一直在国防科研第一线，从事军事通信领域的技术开发和设备研制工作。 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中，为了解决部队的海上通讯问题，父亲克服了解放初期器材缺，加工设备少的种种困难，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出了第一代我军海上通信设备，为战役实施和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抗美援朝期间，我军使用的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通信设备，由于战争的消耗越来越少，为了配合我军大规模战役的展开，部队纵深穿插时，前后方部队的通信联络。父亲综合了欧美国家同类通信设备的长处，在他主持参与下，研制出了我军自己的新一代短波步话机和坦克通信电台，直接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那时我上小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父亲课题组的叔叔、阿姨分成两组，开着吉普车在公路上朝相反的方向行驶，并且在车内不停地对着什么设备呼叫，看到我们有时还打一下招呼。抗美援朝结束，志愿军全部回国后。他们中间不少人到我们家来看望父亲，说起自己研制的电台在朝鲜战场的使用情况时，都是眉飞色舞，一脸的兴奋。原来他们在国内开着吉普车朝相反方向行驶，就是在测试电台的通信距离和性能。由于父亲领导的课题组研制的电台性能卓越，在朝鲜战场被普遍采用，保证了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讯，他立了三等功。现在早被更先进的设备替代了。 在5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当时苏联在监听设备技术上对我们的封锁，父亲主持，并参与了为沿海边防空军研制的高频及超高频多路通信和侦察电台设备。他们研制的设备技术性能明显优于苏联同类设备，使我国自己有了第一代军事监听设备。父亲为此立了二等功。进而创建了我军第一个侦察干扰研究室，他也被任命为我军第一个负责电子对抗、信息战的“通信侦察干扰”研究室主任。 回忆这段往事时，父亲说，当时国民党凭借空军优势，经常派飞机对大陆进行侦查和骚扰。由于我们的侦查、监听设备落后，往往是敌机临空了才能发现，非常被动，为此我国请求苏联帮助。可是苏联的设备运来后，他们的技术人员只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帮助搬运，干体力活，根本不让我们中国技术人员接近设备，更说不上让我们操作了。鉴于这种情况，“总参”下决心自己研制，当时在通信兵部研究所工作的父亲作为课题组长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告诉我们：当时，苏联的设备只能监听到地面塔台与升空的飞行员通话，而我们自己研制的设备能够监听到地面塔台与未升空的飞行员在地面的通话，圆满完成了任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被预警飞机代替了。 父亲1991年70岁时才正式告别工作岗位，离休后他仍然挂念我国的国防科研工作。 1996年夏天我回上海看望父母，看到父亲的书桌上放着厚厚的一沓像高考试卷一样很长的计算机打印稿。我问父亲那是什么文件时，父亲告诉我说：“是总装备部给我发来，征求意见的。让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我军使用，而且能够自行研发，生产的导弹。” 我说：“你都75岁了，离休了，怎么还管这些事情？” 他说：“世界各国的导弹技术发展很快，‘总装’认为我对我国的国防科研和生产实力比较了解，所以来征求我的意见。上级这么信任我，我有责任提出自己的意见啊！” 父亲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用了好几天时间，工工整整地写出了自己的意见，让研究所按照“机要”件给“总装”发了出去。父亲写的什么意见，我当然不知道，他也不让我知道。 父亲一生主持参与多项国防军事通信重点攻关项目的课题技术开发和设备研制工作，并且进行了多项常规武器遥控系统设备的研制。原电子部五十四研究所的所史上称他是我军遥控遥测、电子通信工程的学术带头人。父亲作为工程实践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在军事通信和遥控专业领域享有较高的名望。 父亲去世后研究所在悼词中说，据不完全统计，父亲一生先后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有：由国防科工委1987年评定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核武器化》和《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卫星》2个；个人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享有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 父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国防科研事业！值得我们自豪！ 参考资料： 1．《为了首次核试验》 樊子麟文 花山文艺出版社 2．《投身国防四十年》 李雄飞文 花山文艺出版社 3．《科技强军振兴中华》 周明、王澄泉、许少平文 《上海老干部工作》1999年第8期 4．《有关我国返回式卫星回收初期的一些回忆》 刘维兆文 西安军休网 5．《大事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网站 6、《上海高级专家名录》 （父亲不仅养育了我，而且是我人生道路的指引者，故撰文怀念。并将其附于此文之后。）
（摘自葛元仁《我的知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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