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中共以牺牲自身的组织发展为代价致力于发展国民党组织 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存在着诸多缺点，急需进行改组。马林曾致函廖仲恺，集中概括了国民党的六大缺点：（一）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二）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三）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四）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五）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六）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 孙中山对国民党存在的这些缺点又何尝不知？故他尽管对陈独秀等人的批评一度恼火，但同样意识到借助共产党人来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新任代表鲍罗廷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在广州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嘱“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0月25日，孙中山指定包括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李大钊随即从北京到上海，随后赴广州与孙中山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督促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逐步就绪。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做了报告。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 孙中山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予以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视。中共及青年团总人数虽然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全体代表的10%；大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3人；候补委员17人中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 国民党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多为有共产党员身份者，如热河的韩麟符、江苏的张曙时、湖北的刘芬、浙江的沈定一、山西的韩麟书、湖南的夏曦、直隶的于方舟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有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邓中夏、沈泽民、王荷波、向警予等；北京执行部有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何孟雄等；汉口执行部有林祖涵、李立三、项英、刘伯垂、林育南等。 孙中山的这种人事安排，既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重用，也反映了他利用中共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想法。 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李大钊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郑重声明：“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国共合作初期的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不仅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踊跃报考军校，而且派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叶剑英等人担任军校教官，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训了六届学员，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共产党人支持孙中山收回广州“关余”，平定商团事变，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了国民革命走向高涨。 不仅如此，国民党各级部门内的共产党人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国民党各级组织上。据统计，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了大量发展党员工作，仅北京执行部一年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到1925年底，国民党党员总人数发展到40万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阮啸仙报告：广东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谭平山则报告：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而国民党在一大召开前全市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 从全国范围看，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党员420人，一年增加1倍多；到1924年5月，中共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上了。中共以牺牲自身的组织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雄辩地证明：“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孙中山在国共纠纷中充当着调停角色，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国共两党因共产党人跨党所引起的纠纷，早在1922年底就开始显露。面对不断增加的两党纠纷，孙中山扮演着居中调停的角色。 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指责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宗旨是“使我党丛结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使我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因而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耐心地解释说：党纲党章等草案“为我请鲍君（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他强调：“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强硬地表示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是，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为了消除国民党人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专门发表民生主义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根本分歧：“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他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但国民党人对于这种说法仍旧表示怀疑：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因此，会上围绕是否容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依然引起了激烈争论。 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严正指出：“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他还郑重声明：“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据何香凝回忆，孙中山曾对一些反共分子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还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多次在总理面前反对改组，“孙中山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还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 孙中山一面批评国民党右派阻止其容纳共产党，一面也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孙中山一方面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同样警示共产党，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 孙中山虽然在国民党改组后任命了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但同时也任命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查办，但孙中山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惩戒，只是循循开导而已。 不仅如此，当汉口执行部因国共两党纠纷停止活动后，孙中山特派刘成禺前往办理，表示了对国民党右派的重用。当刘成禺强调共产党人跨党居心不良时，孙中山则解释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再次表达了对共产党人的“默化”意图。 孙中山对国共两党的中立调停态度，在1924年的“弹劾共党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24年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和一些中共党内文件，从中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目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了“弹劾共党案”。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弹劾共党案”。力主调和国共纠纷的孙中山发表演说，严词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党籍。但会议同时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进行通报。孙中山此举意在警示并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以显示自己对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的不偏不倚。 实际上，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的变化是欣慰的，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级部门中勤奋工作的表现和成绩是满意的，因而他更加坚信自己引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斥责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说：“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 孙中山晚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盟友关系，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宋庆龄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