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孙中山革命事业遇到挫折之时伸出援助之手，毅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 孙中山视共产党人为改组国民党的新鲜血液，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其成立之初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中共成立之初力量弱小且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仅有50余人，一年后召开中共二大时也仅有195人，故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有着光荣的历史，虽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故成为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鉴于国民党的广泛影响力和共产党力量弱小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联合孙中山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设想。马林拜见孙中山时建议改组国民党并接纳新生力量，以便组成联合革命阵线。当他得知孙中山不赞同两党平等合作的想法后，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建立联合革命阵线。 马林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1922年4月6日，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详细阐述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可见，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赞成国共合作，但主张两党平等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正因如此，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扶助民主派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是召开联席会议以实行两党党外的平等合作，而不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对于中共中央所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平等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决策并要求中共中央执行的。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建议通过决议，要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两党合作。马林随即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莫斯科匆匆赶回上海，着力做共产党人的工作。 8月底，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议的纪律要求，故陈独秀等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会议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既是为了遵行共产国际关于采取“党内联合”的指示，也是为了迁就孙中山关于实行党内合作的要求。 陈炯明叛变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剧烈阵痛。他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要依靠党的力量来推进革命事业。但当时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缺陷，难以担当重任。这主要体现在：（一）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涣散，党人丧失革命精神，不为主义进行奋斗；（二）党员成分复杂，人格不齐，不少人以入党为升官捷径。孙中山痛感必须淘汰党内“人格非常卑劣”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强战斗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认定年轻的共产党是可以使国民党重新振作的新鲜血液。 孙中山虽然对年轻的共产党予以称赞，但并不同意与共产党进行平等联合，而是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两党合作。他明确提出，两党合作应以国民党为核心：“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孙中山为什么只赞同党内合作而反对党外合作呢？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共产党则人员太少，影响力有限，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故坚持两党联合要以国民党为中心，仅仅同意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两党联合。孙中山解释采取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时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当时孙中山所能接受的实现两党合作的方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党内合作，对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为了满足孙中山的希望而在合作方式上求同。孙中山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答应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袖首先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让他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任命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与吴佩孚联络的代表。 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党员而不能退出中国共产党时，孙中山明确表示：“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改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党，壮大国民党力量，以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表示：“重建国民党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认定共产党人“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予以巨大帮助。陈独秀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还接受孙中山委任的负有“辅助总理”责任的参议之职；李大钊始终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研究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深得孙中山信赖。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的胡汉民、汪精卫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人举行谈话会，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9月6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命其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 共产党人严厉批评孙中山依靠军阀的幻想，孙中山扬言要把陈独秀开除出党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并对孙中山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忠告。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 1923年初，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以致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指出，“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即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诸省武力集团）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强调“和平之要，首在裁兵”。该《宣言》反映了孙中山对军阀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故立即受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主张国共两党必须对待民主革命的对象———封建军阀采取一致的政策。 6月25日，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新当选的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他们在信中认为，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诚恳地向孙中山建议：“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他们还建议孙中山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为您是四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 该信言辞诚恳而又热切，充满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但孙中山并未采纳共产党人的意见。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 据陈独秀报告，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回答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不仅陈独秀沮丧，而且马林也同样失望：“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很显然，孙中山仍然要走与军阀张作霖等结盟的老路。这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人的不满和公开批评。 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更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他在同期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中质疑道：“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接着，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从正面阐述中共的政治见解：“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公开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相当严厉的。孙中山晚年要求党员服从自己，不喜欢党员对其决定提出异议。用他的话说就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故不能容忍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人公开批评自己。1923年7月18日，孙中山在与马林等人进行谈话时，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据马林后来向共产国际报告，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走开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进行辩护并强调：“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这是孙中山和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一次直接冲突，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后，并没有放弃对孙中山的批评和忠告，而是以批评的方式推进孙中山的进步和国民党改组。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