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当时红军历经艰难跋涉，从国民党军队和军阀包围之中突围，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最艰难的时期从30万人减员至仅有3万余人。 如今纪念长征，不只是纪念一个历史事件。10月15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中共党史学会联合召开了“弘扬长征精神，重在不忘初心”学术研讨会。 “长征80周年是非常重要的。这既是一个纪念活动，又有它的学术意义以及重要的政治意义。”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认为。  9月30日，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外国专家和亲属70余人，来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是在中央红军战略失误的情况下进行的战略转移，其间充满艰辛。但穷则思变，在艰苦的路途中，共产党开始探索如何自主领导中国革命。长征途中，共产党组织领导、作战方针、对军队的领导原则、统战原则等等，都取得重大进展或转折。 遵义会议是最频繁被学者们提及的转折点。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进行休整。在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严重危害。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不久又成立了“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总负责军事。 “遵义会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遵义会议之前，当时很多人都不习惯中国共产党自己指导中国革命。”中共党史学会张云表示。此前共产党听从共产国际指挥，通讯不畅加上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上海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张劲也提到，在共产国际的领导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党敢于违背它，遵义会议决定党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在当时政治风险极大，“从国际范围来看，这是一种集体勇气。其中独立自主是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果。” 此外，张云还提及，党的领导制度也可以说是在遵义会议中打下了基础，“为什么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就是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  整编后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 是统战政策的伟大实践 在长征中，共产党和红军在进行转移的过程中，也想尽一切方法团结当地民众，争取民主人士和国际舆论支持。 “长征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伟大实践。”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段炼提到，“在共产国际领导下，1935年8月1日中国代表团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都是统一战线的实践。 在正面战场方面，红军在提出“北上抗日”的旗帜，在中华民族最危难之时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是所有爱国人士共同的目标，是实现统战政策的基础。 而在实践之中，红军在长征时，成功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了胜利转移。在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红军接触了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民族人士，“比如刘伯承和彝族领袖小叶丹的结盟等，开创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的开端。” 在大后方，高层的民主人士中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同情和支持红军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的是宋庆龄。“在1933年国民党对红军第5次围剿时，宋庆龄已经对苏区表示了同情。长征时候，宋庆龄与红军失去了联系，但还是想方设法支持红军。1935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宋庆龄得知后还与外国友人共饮庆祝。” 另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鲁迅，鲁迅和冯雪峰等人都是好友。 长征胜利以后，据说鲁迅和茅盾联名写过贺信，指出“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封信是否为鲁迅所写还有争议，但在茅盾回忆中几次提到鲁迅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向他表示史沫特莱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建议自己拍电报去祝贺。所以不论信是否为真，鲁迅有这个愿望是毋庸置疑的。” 段炼表示。 还有一位工商界人士黄炎培。 1943年时，国民党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高潮，利用媒体宣传说红军长征路过茅台镇用茅台酒洗脚，是糟蹋了民族品牌。 “当年红军路过茅台镇，的确有战士用茅台酒擦脚。对此红军总政处专门下发《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之前不了解状况的战士立刻执行，没有产生很恶劣的影响。” 段炼提及历史，当时在重庆的民主人士黄炎培知道后写诗称“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里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三两杯。” 段炼认为，“天寒且饮三两杯”是说对民主人士对共产党、红军高度信任，“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写诗答谢黄炎培说‘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笔传韵事，需在江南饮一杯’。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真挚友谊。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向民主人士宣传长征的意义和精神，取得了上层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走过长征的万水千山。 “长征”的内涵永远在变化 长征结束已有80年，但关于“长征”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过，“长征”这个词语，本身也正在产生新的意涵。 上海中共党史学会韩洪泉将中国的长征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长征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可以称为奠基阶段，也可以称为“纪念与记忆”主题阶段，其间学术层面的研究还没有开展，但围绕长征历史层面的梳理和总结、长征历史记忆的挖掘和保存，长征纪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等等形成丰富历史资料，原始材料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陈云在共产国际的汇报材料，斯诺的《西行漫记》，党内最早的征集的口述资料集《红军长征记》，1950年代整理的《星火燎原》大型革命史料丛书第三卷等等。 第二时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长征研究的起步阶段，也可以叫历史与考证阶段，涉及长征通史研究等。 第三时期是21世纪至今，可以称为长征研究的深化阶段，也可以称为精神与文化的主题阶段，这一时期除了历史研究往深入发展，长征精神研究受到重视，长征文化研究开始兴起。这十几年来出版的长征图书有700多种，发表的文章有8000多篇，数量质量都较高。而近十年来出版的论文发表的著作超过以前同期数量之和。 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赵婧则提到目前在社会语境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长征词汇“新长征。” 长征结束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新长征”这个词正式被提出并产生广泛影响。当时会议公报上有句话写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在此之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新长征’这个词从此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艰巨任务的一个比喻性提法。从此在各个场合广泛出现并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长征就相当于遵义会议对于红军的长征一样。它们都是现当代史和我党历史上重大的转折。在这个意义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被一些人称作是第二次遵义会议。”赵婧表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长征”这个词不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出现，意涵不断得到阐释和丰富。1986年时，杨尚昆同志在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对长征精神做了概括，提到“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长征中，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发扬长征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长征道路上不断争取新的胜利。”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更是8次提到“新长征”。今年习近平总书记7月去宁夏考察也提到“走好我们这一代的新长征”。 “在国内外形势下，新长征不再是被迫，而是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的主动。也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都有新的具体历史任务，‘新长征’的内涵在不断被丰富。”赵婧总结道， “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征’这个词的内涵永远在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长征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 (责任编辑：日升) |
